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英帝国面临着国家政策的一次重大改变。英国的国力显然已经不足以独自维持广大的海外帝国来面对欧洲各个帝国的挑战，以及一个有可能出现的、以法国或德国为主的泛欧洲联盟，所以有必要对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做出调整。在1899年罗得斯访德之后，英国的领导人再次看到了英德合作的可能。英国同德国已经在非洲葡属殖民地、前布尔共和国、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领土争端）等国际问题上达成了政治交易，在埃及、摩洛哥和中东，也存在着英德合作的广阔前景。约瑟夫·张伯伦在1899年和1900年曾经多次呼吁建立英—德同盟，共同抵制俄国在中东和中国的势力。1901年，在英国还出现了建立英—德—日三国同盟的严肃讨论。

但是，这些呼吁、建议和讨论，最终都无疾而终。正如任性的小威廉可以轻率地抛弃掉布尔共和国一样，他也轻率地抛弃掉了张伯伦扔出来的橄榄枝。德国人亲眼目睹了大英帝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软弱，首相比洛夫在柏林的宫廷和国会里坚决反对同英国结成联盟的任何倡议（此时他的英国同行索尔兹伯里也反对同德国结成联盟的倡议），在国际问题上缺乏主见的小威廉为他的意见所左右。威廉二世和比洛夫反对英德结盟的一个理由是担心会因英德同盟而妨碍德国发展海军。这就显出小威廉和比洛夫“为了手段不择目的”的愚蠢和短视了。

另一方面，鉴于布尔战争所耗费的高额开支，当时英国关心的是如何减少，而不是增加代价高昂的海外冲突。布尔战争之后，在非洲中南部的英国势力已经成独大局面（要部分归咎于德国的短视）。这样它就面临另外三处热点问题：摩洛哥、埃及和阿富汗。在后两个地方，英国要面对两个已经结成同盟的法国和俄国。与当时“就象尚未成长为蝴蝶的蝶蛹一样”（比洛夫语）的德国海军相比，另外一方是其规模居世界第二、第三位的两支大型海军（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世界海军实力排列依次为英、法、俄、德、美、日），和两个面积占世界陆地23%的大帝国。法国对法绍达事件记忆犹新。经过日俄战争和1905年革命震荡的俄国，也会乐于在波斯、阿富汗、XZ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取得一些外交胜利，让不安分的臣民们满意一些。用英国评论家的话讲，1900年到1905年之间的英国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与法国或俄国建立一些良好的外交关系，或者冒一下与这两国中的一个或两个进行战争的风险——一场英国不仅要在英伦海峡作战，而且要远在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埃及和阿富汗战场进行的战争。”简而言之，1900年之后英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调和那些对英国的地位造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即便代价是失去与比较不重要的国家的良好关系也在所不辞。假如英国遵循张伯伦的与德国结盟的战略，那么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恶化势必不可避免。这样一来，参考布尔战争的巨额花费和艰巨过程，使得英国在面临多场规模类似、或者可能更加艰难的海外战争面前，不得不作出了最终的选择。1905年，英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宣布支持法国。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将英、德在一战中加入两个对立集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海军竞争、或者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商品竞争，是不全面的说法。1900年前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姑息强国，避免与强国发生战争。当时英国极力避免的是与法国和俄国的战争，而不是与德国的战争，其原因不是德国太强，而是德国同法俄同盟相比显得较弱。与头脑发热、妄想连天的小威廉不同，德国的海军元老们在建设远洋海军的时候，非常清楚自己的脆弱性。很多英国人将德国在战争爆发后的目标（吞并俄国、法国、比利时领土、吞并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在英国和俄国煽动革命——这个目标后来假列宁之手在俄国达到了——使其四分五裂、建立全欧洲的和全世界的霸权），即所谓“九月计划”，理解为德国在战前就已经确立的目标。其实在1900年到日俄战争爆发，德国面临的局面是，由于融资困难，德国海军的扩张计划已经遇到了障碍，因此德国未来的战略目标转向了以下几点：在陆地上的战争中彻底击败法国，以实现老俾斯麦的未尽愿望：“把法国的血吮吸尽净”；在中欧建立由德国领导的关税同盟；在原法属中非建立殖民帝国；增加德国对土耳其和荷兰的经济影响。以上目标均未针对英国。提尔皮茨的手下一直小心翼翼地不造成把德意志帝国规模有限的舰队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联系在一起的印象。但是，德皇本人的狂妄自大、胡话连篇，以及一些德国政治家不负责任的煽动，给英国的外交官、记者、情报人员造成了这样的印象：1，德国皇帝拥有狂妄的野心；2，这个野心不仅针对法国或俄国，对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也构成了威胁；3，由于德国的政治体制，德皇可以随意实现自己不负责任的野心和冒险，而不必担心内阁或者国会的反对；4，德国的海军是实现这个野心的工具；5，所以，德国是英国最大的敌人。这些印象传到了英国的政治领袖耳中。1905年，英国在法德摩洛哥危机中宣布支持法国，并开始同俄国接近。同一年，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的海军改革完成，标志着英、德海军竞赛的不可避免。英国海军情报处处长自信地宣布英国对德国的海上优势是“压倒性”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英、德关系的疏远，加深了柏林对皇家海军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海上总体战的担忧。于是，也是在1905年，德国开始了和英国的全面造舰竞赛。两个欧洲巨人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对战争理论的影响除了对参战国的直接影响外，布尔战争对现代军事理论和装备技术的发展也影响深远。在这场战争中，许多重要的近现代作战理论初露端倪，或者首次发挥出其重要作用。在布尔战争中，德国总参谋部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派出了军事顾问，瑞士、荷兰、法国等国也派出军事观察员前往南非。面对英军借助铁路进行的大规模快速兵团调动，以及占压倒优势的大兵团正面作战，德国总参谋部加深了对“总体战”学说的信赖。而瑞士（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则根据布尔人“全民皆兵”的军事思想，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国防体系。

在作战理论方面，布尔战争再次提出了关于“全民战争”的理论。每个符合服役条件的平民都是待征召的战士，平时在农场和城镇中从事自己的营生，并在一年中的某段时间里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则迅速按地区集结报到，组成民团参战。对于人口和资源相对贫乏的小国来说，由于平时军队不事生产，军费糜耗甚高，不可能经常保持一支拥有一定规模的常备军，所以采取全民动员、平战结合、兵民结合的政策，可以解决一定的困难。

但是，由于小国的国力和人口资源毕竟有限，在强大的一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况下，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在战争手段和武器水平越来越先进的时候，战争愈发成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国力比拼的手段，以步枪武装起来的平民不可能战胜巨炮、坦克、飞机、战舰。全民战争的优势在于，如果敌国侵略的目标是以获得暂时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为主，那么它可以对敌人产生一定的威慑力，权衡利弊损失（例如二战期间德国对入侵瑞士的考虑）。但是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领土兼并、种族仇恨或者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原因，那么全民战争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不可能产生逆转性的影响。在当代的高科技战争技术和精密打击手段下，“全民战争”的理论尤其过时。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国力比较强大、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平时可以维持一支常备军队，不需要采用全民动员的方式，全民战争的理念在这些国家往往会发展为在沦陷区进行游击战的形式。游击战可以牵制、消耗敌军的兵力，但是它对本国产生的破坏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全民皆兵”的提法把战争的目标引向了没有防御能力的平民。为了消除游击队活动的基础，敌方往往不择手段地采取诸如焦土政策、连坐法等野蛮措施，置平民于死地。无论在德兰士瓦，还是在后来同日本、德国作战的中国、南斯拉夫，庞大而有效的战争机器对平民的残酷杀戮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战初期，丘吉尔在发表了那个“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和丛林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任何地点作战”的著名演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德国入侵英国成功，在英国本土进行的游击抗战中，“双方的残杀行为都将有可能是严酷的、大量的…”，而英国游击战的前途，则很可能是象当年在不列颠铁蹄蹂躏下的布尔人一样，“我们这个岛屿或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荒中…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刻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旧世界援助和解放出来为止”。所以游击战往往是在各个国家集团的战争中，作为在沦陷区的一种辅助和牵制手段、以及在盟国间争取战后政治地位的一种政治筹码来使用。在一国孤军作战、没有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的时候，单纯凭借全民战争和游击战，并不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悲剧便证明了这一点。

发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连同发生在布尔战争一年之前的美西战争和两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一道，宣告了旧日战争形式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从遥远的南非大草原上传来的星点火光，依稀照亮了未来的战场。遥远的欧洲地平线上正在阴霾四合。布尔战争已经悄悄地揭开了世界大战血腥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