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后期，赵学宁在决策会议进行中，往往并不突出自己的决策地位。

除了自己的提案之外，面对其他人的提案，他都默不作声，闭目养神，不发表任何意见，不让人们看出他的倾向，然后把整个决策的过程还给会议。

每到这个时候，会议上的人们都会面面相觑，一段时间的尴尬之后，他们只能开始商讨。

一开始还和声细语，看看赵学宁的反应，等他们发现赵学宁真的对他们的讨论没有任何反应之后，就渐渐的放开了自己。

发展到后面，他人提案的时候，赵学宁有时甚至会主动离开自己的座位，离开会议办公室，把空间留给其他人，让他们讨论。

等他们七嘴八舌的吵架、拍桌子砸板凳并且得出了最后的结论之后，赵学宁才会行使自己作为首脑的最重要的权力。

如果得出的结论他也同意，他就不说什么，随大流。

如果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不可以，那么他就行使自己的权力，一票否决。

这个权力他还是为自己保留了的，因为他等于有前后眼，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而什么事情万万不能做，所以保留一個一票否决权，等于成为一个为国家兜底的人。

这一点很重要。

董事会完成了全部讨论决策之后，就会召开全体公司职员都能参加的公司大会，把董事会的提案拿出来进行公示和全体表决。

全体在兰芳公司获得正式职工头衔的职工都有资格参加公司大会，并且对公司决策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参与最后的表决。

最开始，公司人不算太多，这个制度还是能运行下去的，大家聚在一起对董事会的决策进行表决。

当然，因为赵学宁的特殊威望，大家都信任赵学宁，认同他为首的董事会作出的决策，往往都是全票通过，搞得整个公司大会更像是走个过场。

后面赵学宁想了个办法，把自己的重要核心提案和他人提案分了开来，他不明确表示那些他人提案也是经过自己的同意才能出现在大会上的，以此观察员工们的表现。

果然，离开了自己的光环，员工们就开始对他人提出的提案品头论足，出现了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对一些提案投出了反对票。

整个兰芳，除了赵学宁，并没有另外一个人具备广泛的威望，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公司大会的存在意义开始显现。

对于一些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提案，当反对者成为多数的时候，赵学宁就会让提案者主动上台进行宣讲，讲述自己提案的缘由和合理性，和反对者面对面辩论，然后再进行二次投票。

如果二次投票还不能通过，那就只能打回提案，不予执行。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还出现过不少次，主要都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有些时候争端激烈，就需要能够说的上话的人来一锤定音。

这个人当然就是赵学宁。

当赵学宁有明确指向和目的的时候，就会站出来终结争端，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一切争端都没有意义。

不过更多的时候，赵学宁也乐见这种争端在公司大会上激烈的进行，所以对于一些目前没有太大意义的、较为长远的愿景之类的提案争端，他往往不发表意见。

吵就是了，这种事情，只要拿出充分的依据，吵吵有益身心健康。

但是说到底，这些小小派系团体之间的组成、划分和争端并不是兰芳公司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生活主流。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兰芳所面对的主要矛盾都是外部矛盾，而不是内部矛盾。

首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兰芳并不是这一区域最强大的存在，而是时时刻刻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这一点，赵学宁一直都在明确，在危机感的号召下，大家都晓得事情的轻重缓急。

其次，赵学宁非常善于给大家树立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比如他成为奋进号代理船长的时候，就会把英国人和之前所属的那一支船队的尼德兰人管理者树立为大家的目标。

奋进号当时是一艘比较破旧的武装商船，在公司船队里的定位就类似于冲锋炮灰船，当时前任船长被英国人的流弹打死，赵学宁临危上任，几乎没人认为这艘船能在海战中幸存。

但事实就是这艘船幸存了下来，现在已经作为创业之初的艰难象征，就陈列在白宫左边的大空地上，被好生保养着，时时供大家瞻仰。

所以，短期要依靠打败英国人、击沉他们的船只作为目标，来积累功勋，长期则需要依靠这些功劳向公司上层活动，以便取代那个大家都不喜欢的懦弱无能还酗酒的管理者。

那家伙很不喜欢奋进号和原来的那个船长，所以一直都把奋进号排在海战最前列，本来尼德兰的技术和海战战术就落后于英国人，奋进号还排在最前列，无异于自杀。

赵学宁洞悉了船只和船员们的处境，给他们树立了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针对敌人。

总而言之一句话，咱们这艘被这个该死的尼德兰人当作炮灰的奋进号，要逆袭！

之后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赵学宁就成功取代了那个尼德兰人，逆袭成功。

再往后赵学宁也不断给大家树立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且为大家寻找主要发力点，找寻需要打击的敌人，以便将众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向目标冲刺。

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

他不断获取胜利，不断成功，虽然也遭到过英国人几次的凶猛还击而战败，从而遭受一些公司内部的非议，但是这年头，谁还没打过几次败仗呢？

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在赵学宁之前，几乎已经不再是英国人的对手了，与英国船队的交锋，胜少败多，而赵学宁是反过来的。

他是胜多败少。

再说了，别看英国佬现在在欧洲耀武扬威的，一百多年前也是个被西班牙大哥欺负了都没地儿说理去的孙子，这才翻身多久？

这事儿就充分说明了什么？

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通过这个“逆袭”的核心理念，赵学宁凝聚了人心，一路猛打猛冲，在这彻底贯彻落实了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中，成为了那个笑到最后的天降猛男。

内外部因素一起发力，除了初期大家因为经验不足犯过一些错误险些翻车之外，之后，从兰芳公司创建开始，整个兰芳团队在容错率极低的情况下，几乎做对了每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

尤其重要的是，其中部分关键决策，并不是赵学宁的提出来的，而是群策群力的结果。

集体决策和公司大会的这一制度也渐渐成为了兰芳集团公认的最适合大家体质的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赞许。

这被赵学宁认为是执行共和制度的重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根本没有信心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不过这一情况在兰芳共和国创立前后就出现了改变。

原因很简单，人多了。

最开始，赵学宁手底下只有几百号大头兵，创建公司的时候，控制的地盘上的人口也就二十多万，公司职员不过一万，搞一搞员工大会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共和国建国前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加入兰芳共和国，整个共和国的人口在当时就突破三百万接近四百万，且分居在四个大海岛上，再延续传统搞共和国大会显然不合时宜了。

于是，在共和国刚刚创立的阶段，为了让国家局势快速稳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赵学宁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冻结大会制度，将原先的董事会改为临时国务委员会。

他将原先的董事会成员直接过渡为临时国务委员，和身为大总统的赵学宁一起决断国家事务，凡事讲究一个快准狠，什么东西好用就拿来用，看看效果。

效果好，等之后共和国大会重启的时候，就正式确立为国策。

要是效果不好，共和国大会重启之后就直接否了，简单明了。

反正当前阶段，一切以快准狠为目的，一切都是草创的，所以大部分政府机构和策略前头都有临时两个字，只是大家从来不刻意去提这两个字。

甚至本来赵学宁都打算给自己大总统头衔前加一个“临时”，但是大家一致反对。

您是我们唯一的太阳！

除了您，我们谁都不认！

谁都可以临时，就是您不可以！

那这话是实打实的，除了赵学宁，整个兰芳又有谁敢说自己能够威压其他所有人、坚决贯彻执行自己的意志呢？

没有人，只有赵学宁。

于是临时国务委员会成为兰芳的最高权力机构，总领一切事务，而赵学宁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只要他愿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将拥有一切的权力。

可是赵学宁本人并不想要长时间的拥有这样巨大的权力，他非常不愿意自己被部下当作皇帝、王者去看待。

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专制政权的危害之所在。

倒不是说共和多么完美，共和并不意味着大权旁落，集权是有必要的，但是集权和专制专权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集权不意味着绝对的生杀大权。

专制专权则代表着绝对的生杀大权、予取予夺。

集权尚且需要讲道理服众，需要有法可依，不能肆意妄为。

而专制专权自己就是最大的道理，没有其他道理可讲，口含天宪，说杀谁就杀谁。

中国的君主专制到带清成就了史无前例的完全体，专制的危害也完完全全的展现了出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人可以回避，一览无遗。

所以，才会有无数先烈不惜性命也要推翻专制。

赵学宁不希望自己努力到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成就了一个新的“皇帝”。

在这一点上，他支持黑格尔的看法。

虽然没有来过清帝国，但是黑格尔对清帝国的专制政权有着深刻的认知。

他说，在清帝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中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

假如皇帝的个性不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那么，一切都将废弛，各级官府也将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几近瘫痪。

在清帝国这个史无前例的超级专制政权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放大，朕即国家，这句话由清帝尤其是弘历来说最为合适。

不仅是人亡政息会改变政局，单单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态变化，也可以使国家的精神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赵学宁对这段话有着十分深刻的认知，因为早些时候，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在他拉起自己的集团步步高升、获得权势和地位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曾稍微有些松懈和自大，对于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满足，不再积极进取，而是开始了享受。

他享受着部下们为他奉上的金钱、美食、美酒。

如此三个月之后，当他再一次率领他的船队和带英船队交锋的时候，就遭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挫败。

那次挫败惊醒了赵学宁，让他意识到他的懈怠和放松会直接影响他的部下，会让他的部下以数倍的程度加倍懈怠和放松，他一个人带来的影响居然是如此的巨大。

于是赵学宁开始认真的反思。

他意识到自己仅仅只是一个船队的领袖，几个月的变化就能让原本犀利的船队变得迟钝、麻木，那如果自己成为一个国家的王者、皇帝，几个月的懈怠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他在始终保持警醒、活跃的同时，也深深地为兰芳集团的前景感到担忧。

这种担忧来源于他自己。

现在他年轻，精力充沛，身体强壮，可以承受这种时刻的警醒带来的消耗，但如果他老了呢？

那一瞬间，赵学宁想到了刘彻，想到了李隆基，想到了玄烨，想到了眼前的弘历。

专制体制下，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与损耗，到达社会基层的时候，可能只剩下百分之十。

而同样的情况下，皇帝的疏忽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最后落到社会基层上，会扩大十倍，甚至百倍。

权力不讲法则，权力甚至会反过来定义法则，能量守恒定律在政治层面毫无代表性。

刘彻晚年的太子谋逆大案。

李隆基晚年的安史之乱。

康熙晚年的九龙夺嫡。

乾隆晚年的白莲教起义。

老年君主统治力下降的客观事实无法避免。

甚至于他现在敢凭借一个刚刚建立了不到五年的国家去硬碰硬的攻击带清，主要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年老的弘历的统治能力的下降以及传导至清帝国社会基层之后的百倍影响力。

带清的基层，真的已经是依托答辩了。

从乾隆四十年之后，随着弘历的懈怠和精力状况的自然下滑，懒惰之风就在清帝国的官场迅速蔓延了，甚至更早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严峻。

时人描述这种情况为——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发生一起针对富裕寡妇的抢劫案，寡妇认出了抢劫者，立刻报官。

县令随即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疑犯，但是却懒得审讯，直接取保了事。

后面的四任县官也都有样学样，根本不管不理，一个证据确凿案情清晰的案件被拖延十年之久而得不到处理。

以至于弘历本人听说以后，也觉得十分恼火，自己都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但是他生气归生气，改变了什么吗？

没有。

帝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总需要一个人踩一脚油门给予加速，而弘历自己就是那个踩油门的加速者。

他老了，脑袋不清楚了，没有年轻时候的精力可以聚着鞭子鞭笞着官僚集团、逼迫他们前进了。

赵学宁安排到三省之地的行动小组能够在两广和福建神不知鬼不觉的拉起一万多人的武装力量而不被官府认为是威胁，甚至直接劫法场、救文字狱案犯。

在这种情况下，带清的官员也查不到他们头上，甚至不愿意大举出动去查，觉得逆贼躲入深山老林里必死无疑，不需要大动干戈，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弘历御批的文字狱案犯啊！

他们居然就此罢手，不管了。

最后打听到的消息是没有消息，这个事情仿佛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人提起。

案犯的直系亲属啊！

没救了已经。

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所以现在的赵学宁完全不敢相信以后的赵学宁在做了皇帝的情况下能够始终维持清醒的头脑，能够一直做出正确的决策。

所以他认为，自己能给兰芳带去的最大的贡献并不是自己的先知先觉，而是新的国家体制，一个并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新的国家体制。

在这片被皇帝统治了两千年的古老大地上，君主专制也好，君主立宪也罢，都没有什么意义。

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帝制传统太过于深厚，味道太过于浓郁，所以无论如何，君主，都必须彻底的消失。

无论他掌握多大的权力，他都绝不会让自己拥有君主的头衔，也不会允许他的后代继承他的权力。

这一点，他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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