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页西晋末期，司马氏政权被“八王之乱”折腾得只剩半条命，随后遭遇了“永嘉之乱”的羞辱，洛阳、长安连续被攻破，两任皇帝被俘虏，随后跑到江东苟延，剩下中原沃土生灵涂炭。

这里有个问题：晋朝虽然退守半壁江山，但中原的精英、技术大多都被带到了江南，实力照样强劲；

反观北方，则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权更迭频繁，而且时常出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为啥东晋就没有趁机收复中原？

在任何时代，人都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因素。东晋的江河日下，与其说是实力不济，不如说是人心不齐。

关于他们的内耗，也许写上几万字都无法阐述完全；今天咱们就管窥一豹，从殷浩的离奇经历，来体会司马氏政权为何会如此悲催。

在正式出山之前，殷浩是相当牛气哄哄的，仿佛连诸葛亮都得甘拜下风。

殷浩，陈郡长平人，豫章太守殷羡之子。陈郡因大名鼎鼎的谢家而闻名当世，殷家虽然逊色得多，但也能跻身于世家之列。

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最流行干啥？那自然是“清谈”，也就是不务实际、空谈老庄哲理，只务虚、不务实。一个文人如果精通这一行，很有机会声名鹊起、走上飞黄腾达的快车道。殷浩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史书对年轻殷浩的评价是“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即见识度量清明高远、精通玄理，年纪轻轻就享誉江南。

同时，也许是参透了黄老之道的真谛，他还创造了一句名言：“官本臭腐，钱本粪土”，如此的超然脱俗、清新出尘，被江南士子奉为金玉良言。

也许是为了维护自己藐视名利的“flag”，随后的殷浩屡屡拒绝朝廷的征召，任他职位再高、我自岿然不动。

当时正是晋成帝司马衍在位，由于其本人年幼，权力由其外戚庾氏与豪门王氏联合执掌。

期间，由于庾亮执法严峻，未能处理好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苏峻、祖约的叛乱，后来经陶侃、温峤联手才奋力平定。经过此大乱后，为了稳定人心，朝廷征调一些世家大族、名士才子入朝参政，名声在外的殷浩就在此列。

但是，殷浩的姿态相当高，压根就不给朝廷面子：

位居权力中枢的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先后邀请殷浩，都被他拒绝；

执掌大权的庾亮征召他为记室参军，也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加码到司徒左长史，同样吃闭门羹；

另一位外戚——安西将军庾翼邀请殷浩当自己的司马，后来又提升到侍中、安西军司，但殷浩都称病予以拒绝。

由于隐居荒山十多年、连续对朝廷执政官说不，殷浩的身价水涨船高，在当时文人圈子里，他俨然已与历史上的大贤并驾齐驱，被誉为当世的管仲、诸葛亮......

鉴于外敌虎视眈眈、内部矛盾丛生，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殷浩这位当世大贤。不断有人前去拜访，苦苦哀求他出马拯救江东、安抚苍生。连庾翼都放下身段，亲自写信劝他不要学习古人、超脱世外，而应当入世力挽狂澜、缓解“江东社稷安危”。

但殷浩仍旧不搭理。

到了公元346年，庾氏兄弟陆续去世后，会稽王司马昱入朝执政，继续向世家挑选人才、找寻帮手。经卫将军褚裒的推荐，殷浩再次进入朝廷视野，被征召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

然而，殷浩还是再三推辞，不得已，司马昱只好亲自写信邀请，他夸赞殷浩“沈识淹长，思综通练”，将其是否出山跟晋王朝的危亡挂钩：“足下去就，即时之废兴......”

但即使这样，殷浩还是推三阻四，最终生生拖了四个月，才终于答应正式入仕。

司马昱为啥如此看重殷浩？因为他本人也是清谈爱好者，对于业界的顶流自然推崇备至。

不管怎么着，殷浩终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在万众期待下重磅登场。那么，他的表现如何？真的配得上“管仲、诸葛亮”的美誉吗？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言难尽。

殷浩的职场生涯，一开始就极具挑战性。当时的东晋朝廷面临着一个空前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少见的军事人物桓温。

桓温其人，性格豪爽、姿貌伟岸、风度不凡，是南朝少见的胆色俱备的帅才。公元345年8月，他已升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

公元346年11月，也就是殷浩入仕之后不久，桓温判断局势，果断擅自率军讨伐蜀地的成汉政权（上疏朝廷，但未等朝廷回复就带兵开拔）。下一年3月，他就攻进了成都，摧枯拉朽般覆灭了氐族李氏政权——这个割据政权，当初曾率先裂地称王，拉开了西晋崩盘的序幕。

桓温灭蜀，创下了东晋立国以来的最显赫武功，从此越发威名大振，但也让东晋朝廷更为忌惮。司马昱比来选去，认为只有盛名在外、朝野推服的殷浩能够制住桓温，于是便把他引为心腹。而殷浩的风格偏偏是直来直去、针尖对麦芒，他与桓温一内一外、对立关系逐渐公开化。

公元349年，中原后赵帝国的皇帝石虎病死，统治集团爆发内讧、冉闵诛杀石氏，北方陷入空前大乱。桓温大喜，认为这是光复中原的千载良机，便立刻上书朝廷、请求北伐。

但东晋朝廷并不愿意看到桓温再立大功，以免越发不受掌控，于是从不作正面回复。同时，他们还提拔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兗、青五州诸军事，摆出一副“北伐大功舍我其谁”的架势。

如此两次三番，本就瞧不起朝廷那波酸腐文人的桓温脾气发作，公元351年12月，他上书朝廷，声称“朝廷养寇，统为庸臣所误”，随后便以北伐为名、率领麾下五万大军顺流而下，但抵达武昌后就按兵不动。

桓温这番动作耐人寻味，看似北伐，实际上是向朝廷传递“清君侧”的信号。而他所要清理的，自然是殷浩。

当时的朝廷上下震骇，殷浩本人也急得团团转，甚至提出引咎辞职；好在吏部尚书王彪之（书圣王羲之同族堂弟）献上一计，司马昱亲自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让尚有君臣之义的桓温上书谢罪、班师回镇。

虽然侥幸过关，但殷浩哪咽得下这口气？他寻思着，怎么想个法子由自己北伐成功、以盖住桓温的风头？也许他心里想的是：你桓温能打仗，难道我就矮人一等？！主意已定，他甚至迫不及待地写好了表书，作势递交朝廷、请求北伐。

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劝说殷浩认清定位、不可越俎代庖，其中就有担任右军将军的王羲之，但他们的真知灼见均被自我感觉良好的殷浩拒绝。

公元252年，殷浩率领谢尚、荀羡等人挥师北伐，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整个过程让人哭笑不得：

原本，替冉魏政权镇守许昌的张遇已经向东晋投降；但当殷浩等人将要抵达许昌时，谢尚无法妥善安抚张遇，对方愤怒之下就地反叛，并派兵攻下洛阳、偷袭在仓垣的晋军，殷浩的行军计划遭受重挫；

不过，随后羌族首领姚襄率众向谢尚投降，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并在随后一同进攻许昌。但一旁的前秦派出2万精兵帮助张遇，颍水之战，晋军脆败，战死者多达1.5万，谢尚本人在姚襄的保护下才逃出了生天；

退守寿春的殷浩随后连续祭出蠢操作：

他听说姚襄在历阳屯田练兵，担心其难以掌控，便想出了一个脑洞极大的解决方案：派刺客暗杀；然而，刺客临阵反水，不仅没对姚襄下手，还主动出卖了殷浩。

堂堂东晋正统的宰辅，竟干出如此下三滥勾当，殷浩这次可谓尴尬到极致；但在姚襄派人前来忽悠一番后，他竟哈哈一笑，表态要跟对方重归旧好。

也许在殷浩看来，年纪轻轻的姚襄很容易被忽悠；但他不知道，自己才是最幼稚的那位。不久后，他就因自己的“单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初，他曾暗地收买前秦的大臣梁安、雷弱儿等，以高官厚禄为诱饵，鼓励他们刺杀秦主苻健。但他哪里知道，对方其实是苻健的亲信，压根不可能反水。

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设下陷阱：他们回信表示愿意当内应，邀请殷浩西进，到时双方里应外合，拿下洛阳、挺进关中易如反掌。殷浩大喜，连忙调集自己的7万大军向洛阳进发，并且还命令姚襄当自己的先锋军。

让被自己刺杀未遂的人替自己打先锋，这是多大的心脏！结果，姚襄在行军途中突然倒戈，东晋大军淬不及防、溃不成军，装备辎重损失不计其数，殷浩仓皇逃窜。

随后，听说姚襄留下部分军队驻扎山桑、其本人已返回淮南，气愤不已的殷浩决定讨回场子，于是便集结余部进攻山桑。结果他再次掉坑，姚襄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前后夹击下，晋军再遭耻辱性一败。

随后，赚得盆满钵满的姚襄得了便宜还卖乖，他派人前去健康，一边谢罪，一边控诉殷浩对自己的排挤、毒害，诉说自己是不得已自卫等等。

到了这个地步，东晋朝廷只能让与姚襄关系亲近的谢尚前去替代殷浩。但常言道“趁你病、要你命”，殷浩的政敌们不会放过他，他们纷纷落井下石，痛骂殷浩祸国殃民、连累将士；其中自然以桓温骂得最狠，他上书朝廷，痛斥殷浩执政以来的种种罪过，强烈要求将其废为庶人。

其他人骂骂殷浩，朝廷也许能装聋作哑；但看到桓温义正词严、得理不饶人的奏疏，司马昱也无计可施，只好弃卒保车、把殷浩赶出了朝廷。

从此，桓温权倾内外，再也没人能与其争锋。没过多久，他亲自发动北伐，兵锋一度逼近长安城，给前秦带去了极大震撼；同时，他也稳步迈向心怀不轨的权臣之路。

但殷浩的奇葩故事还未结束。

被贬到新安郡东阳县的殷浩，看似宠辱不惊、淡定依然，继续研读自己最爱的老庄之道；但人们发现他经常突然发呆，拿起笔对着空气写出“咄咄怪事”四个大字。由此可见，他实在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

实际上，桓温早就与殷浩相识，俩人年轻时名声不相上下，有点武侠中“北乔峰、南慕容”的架势。到了这个时候，桓温倒也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想起了这位老对手的好。虽然他瞧不起殷浩的执政能力，但对其的德行、名声还是比较认可的。

没过多久，桓温对亲信郗超说：“殷浩有德行、善言辞，假如以前让他出任尚书令或仆射，足以成为百官的楷模；朝廷之前让他担任一方大员，实在是用错了方向啊。”于是他便写信给殷浩，邀请其回到朝廷当尚书令。

这让人不得不感叹，为啥在那时，看人最准、最知人善任的，反而是桓温这样的“逆臣”？

收到信后，整日里自怨自艾的殷浩大喜过望，他立即回书一封，不仅欣然接受任命，还深切地感谢桓温既往不咎、虚怀若谷，自己一定会尽心效力之类。

此时的殷浩，哪还有当初傲然说出“官本臭腐，钱本粪土”清高言论的影子？

然而，当他把回信装进信函后，担心自己的措词存在不妥之处，于是便重新开封、细细检查。就这么又封又拆了十几回合，他才放心地把信寄给了桓温；不曾想怕啥来啥，他忙中出错，竟然把一个空信函寄了出去。

桓温收到信函后，打开一看竟空无一物，以为殷浩这是在故意羞辱自己，自然是勃然大怒，从此断绝了启用殷浩的想法。

两年后，忧惧交加的殷浩病死在了东阳县，一代名士，落得如此可悲可笑的下场。他的遭遇，是魏晋南北朝一些“名士”的真实映射：

这些人精于哲学、德高望重，深受士大夫群体的推崇，掌握了南朝的核心资源；

但那个时代，是个内忧外患层出不穷、豺狼虎豹横行天下的乱世，这些文人并不具备解决错综复杂困难的能力，如果把他们放在不合适的岗位，只能是既自取其辱、又祸国殃民。

年纪轻轻的姚襄，就能把东晋宰辅殷浩玩得团团转，司马氏王朝为何会江河日下，原因不言自明…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东晋首都建康城内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当朝丞相王导带着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跪在皇宫门外痛哭流涕。这件事情的奇怪之处一是王家是权势熏天的显赫贵族，尚书将军出了一大堆！

现在跪在那里痛哭的王家子弟往日可都是光彩照人、不可一世的主儿；二是皇上司马睿没有接见王导，也没有派人出来劝说，就由着王家人在那里跪着。东汉以来，门阀世家地位崇高，皇上如此慢待豪门大家，这还是第一次。没办法，王导只能每天起早，带着全族子弟从乌衣巷出发走过秦淮河来到宫门前哀声大哭。

王家犯了什么事了吗？是的，王家的王敦起兵造反了，马上就要杀到建康来了。造反是株连全族的大罪，王导能不着急上火，跪地求饶吗？可司马睿能原谅王家吗？

结局是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君臣相见后，王导跪地请罪：“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马睿似乎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是的，本应株连九族的造反大罪就这么被赦免了。

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司马睿不想惩治王家——有哪个皇帝不在意皇权的稳固，对造反熟视无睹的？可是在门阀世族势力高涨的东晋南朝时94期，皇帝受到千丝万缕的束缚，不能惩治谋逆的世族子弟。司马睿和王导代表的王(本章未完,请翻页)

第(2/2)页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王导出身的琅琊王家是从东汉末期就开始发迹的政治世家，西晋时开始显赫，先是王家的王衍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王导起初在王家的权力结构中并不突出，但很快后来居上。因为他在乱世中跟对了领导——司马睿。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琅琊王司马睿去守下邳，王导就是他最初的助手。司马睿的封地就是王导的老家。司马睿对封地内的望族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而王导的真本事也为司马睿解决了不少问题。两人很快组成了政坛好搭档。

当时中原大乱，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独当一面，很快就得到了司马睿的赞成。两人找机会，拉上人马在公元309年搬到了建邺。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人对他很冷淡。道理很简单：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

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要向上追溯到司马懿才能和晋皇扯上直接关系。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在南方立足？

司马睿说不定过几年就被人给撤了，甚至脑袋搬家了。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很不礼貌。东南人心不服。王导着急了。对于他们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司马睿在南方站不住脚，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脚。于是在南下建邺的一个多月后的“修禊节”，秦淮河边出现了这么一幕：司马睿坐在奢华的肩舆之上，在皇家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而来。王导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其后。整个队伍威严肃穆又不失豪华热闹，将西晋王朝的泱泱皇室风范展现给了当时在江边过节的江南士人。江东的纪瞻、顾荣等著名大族都在江边搭着席位，占着地盘过节。

目睹这一幕，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皇是骨肉相残之后竟然还能保持这么威严的阵势；原来司马睿在北方的地位这么高，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支持；原来司马睿等人还知道南方的节日，主动参加，与民同乐。震撼之余，南方人士纷纷拜倒在路旁。司马睿落座后，江东各大族的代表人物纷纷前来拜见。

司马睿、王导等人专门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闻、礼仪、赏赐来说事，把那些世代居住在江东的世族大家们听得晕头转向的。

回家后，世族大家们纷纷感叹，司马睿这批人不可小瞧啊。紧接着，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后接到了司马睿的聘书。司马睿一下子征辟了160个幕僚，许诺以高官厚爵。东吴灭亡后，江东士人的仕途变得很不顺畅。如今司马睿大施恩惠，迅速将士人团结在了身边。史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王导立下了如此大功劳，成为司马睿政权的支柱力量。公元318年4月，长安被匈奴攻破，晋愍帝遇害。王导赶紧劝说司马睿继承帝位。东晋王朝很快在建康（建邺改名）建立了，司马睿就是晋元帝。司马睿和王导的“王马搭档”也就升级为了司马睿当皇帝，王导当丞相的政治结构。

司马睿登基之日，感慨万分，对王导的辅助和拥立之功深深感激。他竟然在庄严肃穆、百官队列的时候，拍拍龙椅的空处，招呼王导“升御床共坐”。

当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导连忙推辞，司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辞恳切，王导不得不搬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大道理说服司马睿。

这句话的潜台词的是，王导可以成为和司马睿一样的太阳和国主，只是他不愿意做！

民间则形象地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萧何”。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

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兵强马壮；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人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

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说王家和司马家族共享天下，并不过分。事实上，随着皇权在乱世中不断削弱，政治世家的势力不断高涨，皇帝只好仰仗大家族的支持才能坐稳龙椅。“王与马”的案例并非特例！

当局势稍微稳定后，皇帝就开始琢磨如何稳固皇权了。司马睿坐稳了龙椅后就对“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产生了酸酸的感觉。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世族大家的力量给打压下去。具体到琅琊王家，性格张扬又手握重兵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

司马睿开始暗中限制、削弱王家的势力。他提升重用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刘刁两人对尊马抑王一事不遗余力，不断出头打压王家势力。王导被疏远了。

王导为人务实，面对皇权的打压采取了谦抑自守对策，退居家中静观时局变化。司马睿一时也找不到理由，也不想进一步动把王导怎么样。可王导忍得了，脾气不太好的堂兄弟王敦就忍不了。

他放荡不羁，性情外露，对王家受到打压愤慨难平，并把怒气表现了出来。鉴于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各州的政权和军队，司马睿派刘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图钳制王敦的势力。这一下，王敦干脆造反了，招呼兄长王含等人带上大军，顺江而下，冲向建康找司马睿等人算账。

王敦给全族人捅了大娄子，刘隗和刁协抓住把柄，劝司马睿诛杀王导和王家的所有成员。

王导认定王家还不具备推翻东晋当皇帝的实力，必须依靠东晋政权，才能保持权势。所以，王导赶紧带上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每天跪到宫门外候罪。对于司马睿来说，王敦造反提供的不是将琅琊王家连根铲除的良机，而是一次威胁政权的考验。

他同样没有离开王家支持自己坐稳龙椅的实力，司马睿和王家的命运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赦免王导等人是最现实的选择。说来，皇帝也不好当啊，要考虑到统治根基问题，考虑到各方面的力量平衡问题，考虑不当就连皇帝也做不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连皇帝也奈何不了那些显赫的世家大族们了。

却说王家的危机解决了，不想王敦的军队攻占了建康。王敦把持了朝政，官员进退操于其手。

从法律上来说，王敦所做的真的仅仅是“清君侧”，没有丝毫违法谋逆之处。司马睿下诏大赦，赦免参与叛乱诸人的罪过，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王敦拒绝接受，依然做他的大将军。他也没有自己做皇帝的想法，不久退兵长江中游，局势进一步降温。

不想，王敦退兵后身体越来越差，在周边宵小的蛊惑下，重新发兵进攻建康。这次他摆出了倾覆朝廷的样式。王导再次坚决站在司马睿一边，主动挂帅，提兵与王敦叛军作战。王敦随即病死，兄长王含、继子王应被杀，叛乱彻底消除。

王敦两次叛乱，罪证昭然于天下，琅琊王家都安然无事。

中国古代历史涌现了许多像琅琊王家那样的政治世家。他们在一个朝代甚至几个朝代保持权力，影响天下大政方针，比如西汉的卫青家族、东97汉的外戚窦家、三国的诸葛亮家族、唐朝的长孙家族等等。

东晋南北朝涌现的政治世家最多，乌衣巷里的王家和谢家就是代表；明清较少，可在清末也出现了曾国藩家族。政治世家涌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现象。

那么什么是政治世家，为什么会产生政治世家？他们又是怎么传承权力，怎么做到老子有权，儿子也能有权的呢？

所谓的政治世家指的是那些别人往你家里扔块板砖就能砸到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三个巡抚外加一个主事、知府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办个生日宴会能办成朝野官员大联欢，上朝议政光和亲戚朋友打招呼就要花小半个时辰，好不容易忙里偷闲想到京城外面散散心，结果引来七个县令请安八个将军带兵护卫。

我们后人除了羡慕其中的荣华富贵、风光无限外，更重要的是对权力的传承过程感到好奇。大凡权力操作，都遵循一定的规律。

权力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家族内部代代相传，首要的原因是人事制度不完善，不成熟，给政治世家提供了在官场“近亲繁殖”的机会。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近四千年时间里，当官是不需要经过任何公务员考试的。有人说你行，你就行，收拾行囊准备当官去。

在隋文帝杨坚发明用科举考试录取官员之前，选择官员的标准主要是道德、声望、人缘等虚的东西。而垄断这些虚头幻脑内容评定的是官员阶层本身，所以“公认”的品德高尚、声望卓著的人都是官宦子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国历史上门阀世族势力最强盛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要拜曹魏王朝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所赐。

各地的人才由本地的中正官评定能力等级，按照评级高低出任相应的职位。结果，官宦子弟只要长了胡子、不是白痴弱智再会写几个字，就都被在位的亲戚任命为官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都是在这种制度保障下迅速崛起的。等到唐朝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世族势力就失去了在官场“近亲繁殖”的沃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第二个原因是世家子弟有前辈政治势力和影响的庇护。朝中有人好办事。相同能力或者资历的人竞争某个官职，上级官员肯定选择那个自己熟悉的人。

如果这个人是自己的亲戚或者儿子，那就更要照顾录取了，即使候选人是烂泥也要把他扶上墙。这是人性的弱点决定的。即使父辈不幸早死，那也不会对子孙的政治前途造成太大的影响。有权授予你官职的人可能是你父亲若干年前的同僚或下属，或者曾经加入的某个官员俱乐部的朋友，或者你父亲在某次年终考核的时候帮他做过弊。

这样的渊源可比你费尽心机，给高官的太太送一轿子的高级胭脂要管用得多。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政治世家形成的时间越长，在官场蔓延的人脉关系就越广、越有用，子孙后辈能去找的“世伯”、“世叔”就越多。它比人事制度更有用。

一代人的权势是由前几代人的努力奋斗累积而成的。家族影响着后代的职业选择，也塑造了后代的能力品性。

除了人情和制度保障外，政治世家垄断官职和权力的第三个有利因素是主观的，更隐蔽，也可能更主要。那就是世家子弟的素质一般要比普通人家的子弟要高。

西晋末年，有人去太尉王衍家拜访，正巧赶上王敦、王导、王戎等太尉的堂兄弟们都在。出来后，客人感叹道：“我在王家看到满堂琳琅珠玉啊！”这句话多少有点奉承的意思，但并不是胡说八道。

王衍是太尉，虽然不好好当他的太尉，但也是开玄学风气之先的人物；王导、王敦这两个日后东晋的风云人物就不用多说了，连末尾的王戎都是“竹林七贤”之一。如果再算上子侄辈的王羲之等人，王家真是人才辈出，每代人的素质都不错。这和王家家风严肃，注重子孙教育有关。政治世家的家族教育，除了基础的知识教育外，主要还是执政理念、前辈经验、家族人脉和王朝历史的教育。如此教育的结果是世族子弟往往政治早熟，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素质远高于一板子弟。

不管你接受与否，世家子弟有着独特的气质和较高的素质。一个家族在政坛摸爬滚打几代人，总会沉淀下有用的、没用的经验教训，把闪光点流传给后人。如果这个家族还特别重视子孙的教育与培养，那么子弟的素质更可能比一般人家的子弟要高。

那些权势人家的孩子们，生下来都不是纨绔子弟，也不可能全是白痴弱智，绝大多数也都想好好学习，超越父辈，让家族一代比一代兴旺发达。所以，世家子弟具有较高的素质是高概率的事件，即使刨除制度保障和家族影响，他们也会在权力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些读者可能不赞同这最重要的第三点原因，觉得世家子弟大多是花花公子、绣花枕头。

就如近代作家张恨水在《水浒人物论赞高衙内》中指出的，官宦子弟常由以下三大原因而堕落，一代不如一代：“作官人家有钱，广置田产，使子孙习于懒惰，一也。

作官人家有势，使子孙骄傲成性，目空一切，二也。作官人家必多小小趋奉，不得主人而趋奉之，则趋奉幼主。官之子孙易仗财使势，无恶不作，三也。有此三因，作官后代，安得而不堕落乎？”

这样的世家子弟的确存在，但没有成为这个群体的主流。人们过分关注政治世家就会在眼睛中出现了“盲点”，对那些高素质的、成功的世家子弟漠然不见，几乎全部注意力都被那些坏小孩给吸引了。

综上所述，政治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以及高素质、高能力的子孙后代是权力家族留住权势的三大法宝。令人眼红的权势不是平白无故地停留在少数几个家族的。

就是因为琅琊王家势力盘根错节，东晋皇室在平定王敦叛乱后，将王墩从坟墓中挖出来砍头，将他的脑袋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却不能动摇王导的地位。

王导保持他的丞相宝座成了三朝元老，一直到司马睿孙子辈还活跃在朝堂上，并屡有封赏。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位，而是作为构成王朝根基的世族大家的代表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