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地拉那的国宾馆。

汪苏凤带着顾骜和其他团员，见到阿尔巴尼亚人的时候。

国内的伟大全会，已经正式闭幕了。

同一天，柬埔寨的那位亲王，例行公事地发布了对华夏胜利举办的祝贺电文。

与此同时，南方的越南人，也突然升级了与柬埔寨的边境局部冲突。

外交口上，越南人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叫嚣北方邻居背叛了歌命。然后也顺理成章地表示柬埔寨是应声虫，而它们越南要为苏联老大哥清理门户。

汪苏凤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先表达我国对越南和柬埔寨冲突的态度，然后顺便让阿尔巴尼亚等国也在哲学理论层面表个态站个队，声明一下他们觉得越南和柬埔寨谁占理。

陈述本国立场的时候，汪苏凤轻车熟路，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随着议题进入与阿方辩论越柬谁对谁错、谁社谁修，场面就胶着起来。

汪苏凤一开始信心满满，依然还是拿出过去10年一招鲜吃遍天的理论。

不过很快，就被阿方抓住了一些自相矛盾、与事实出入的点，疯狂反击。

汪苏凤的支撑，变得吃力起来。

（PS：其实我很想写这里的哲学辩论，我也写得出来。一开始设计这个情节，就是因为确认能写得出彩。至少有《喷神》的辩论水平。但是，太太太高危了。咱还是别真刀真枪辩论“什么才是修真主义”这个话题了，只集中辩一个不太危险的小点吧。）

谢尔盖.扎达索夫是今天会见中、阿方的一员干将。

他虽然不是接待团的头号人物，却是理论功底最扎实、事先准备工作也最充分的一个。

面对汪苏凤的老调重弹，阿方的其他人员负责正面硬抗，而谢尔盖则伺机奇兵突出。

“汪，你们说柬埔寨人支持你们的改革决议，是拥护社会注意的重要表现。那么我方倒是想问问。难道在社会注意国家，私人经营者直接雇佣工人、并剥削其劳动剩余价值，这也是社会注意么？”

面对这个突兀的具体问题时，汪苏凤先是一愣，选择了直接矢口否认：“我国是绝对的公有制经济国家…”

“是么，那你们的档报上，对这种行径又是怎么定性的？还是在你们开会之前公然不加明显批判地直接原样披露！”

谢尔盖当然不可能看中文，但既然近期有论战，他们也会做好情报工作，抓对方的小辫。

所以，他可以拿出阿语翻译版本，以及原版的引用。

汪苏凤的额头开始冒汗了：“任何国家都会有经济犯罪问题，这是不可能通过治理根治的。这和路线没有关系！”

谢尔盖露出了狞笑。

他等的就是这种慌不择路的辩解。

“是么，那这个又是代表了谁的态度…”他不紧不慢地拿出一个中方讲话的证据。（具体是谁就不说了）

短暂的唇枪舌剑之后，汪苏凤终于急了。

他赫然发现，当年用得很顺手的“谁穷谁有理”的猛打猛冲，突然不管用了。

至少他手中的武器，弹药经常会卡壳，甚至是空包弹。

就在他难堪的时候，顾骜借机在他耳边用汉语偷偷低语：“汪委员，我觉得你不如这样自辩：根据马克思的原著，小规模雇佣帮工，并不属于剥削剩余价值并扩大再生产。从目前我们报纸上的披露来看，国内对于大规模非法雇佣的打击态度还是非常严格的。”

汪苏凤觉得头皮阵阵发炸，不太听得懂，只能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你直接反驳那家伙！”

既然得到了合法授权，顾骜就不客气了。

他不卑不亢地开始用略生硬的德语指点江山：“对不起，谢尔盖先生，按照马克思的原教旨精神，我们至少可以肯定，雇佣7名帮工以下的小手工业者，是绝对不属于资本注意经济成分的。您刚才根据这些社会现象与官方媒体表态攻击我国，是毫无依据的！”

顾骜的德语其实学得还不怎么好，依然是哑巴德语。不过这段话却是他提前背了几百遍的，所以非常流利。只要临场换几个交谈对象的名字就行了，所以不知情的人，还真容易被他侃侃而谈的样子唬住，以为他是个外语天才。

谢尔盖一愣，完全没想到顾骜是这个反驳角度。

不过他看顾骜地位低微，随即就很不屑地反驳：“哼，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这是大是大非的定性问题，怎么可能因为规模的量变而转移呢！”

“当然有区别，一切问题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怎么能无视客观变化呢！

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只有将‘剩余价值’主要用于投资的，那才有可能是资本注意。“资本”这个词的存在目的，就是单指扩大再生产，而不仅仅是占有利润…

按照马克思原文的字面意思，这个‘主要’的占比至少要超过50。如果雇佣规模不够大，即使占有了部分类似于剩余价值的货币，也会被小业主用于改善个人生活，这样就无法利滚利…”

“而马克思对于当时的社会剩余价值率及普遍剥削程度，是这样算的…”

“马克思还考虑到了人在富裕后提高消费水平的可能性，并做了充分的社会调查，认为工人之所以无法完成原始积累，就在于‘他们只是挣扎在温饱线上，即使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一倍，他们也可以为了更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将多出来的钱消费掉，故而无法用于再投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小业主用于个人生活改善的支出就足以消耗掉4个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可以推出，凡是雇佣8个工人以下的小业主，其通过组织型劳动所获取的利益，‘主要部分’并不足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又何谈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方式呢？我国支持这种经济成分，完全是按照马克思的原教旨，在合理范围内更好地搞活经济！”

顾骜洋洋洒洒地用德语一阵忽悠，而且并不是一口气说完的——中间还穿插了好几处谢尔盖的质疑和反驳。

他的话术组织层次之所以表现成现为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交锋的结果。

谢尔盖和其他几个阿方人士，自忖都是饱读原教旨的。

不过被顾骜这么层层递进地反驳，无不手足无措起来。

“马…马克思还能这么读？我们几十年书白念白研究了么？这不可能！”

谢尔盖已经是阿尔巴尼亚国内最好的大学、地拉那大学的哲学高材生出身了。虽然他知道，阿国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包括社科研究）比较弱，远远不能和大国相比，但他自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坑看不出来。

但是，他这次偏偏就没有提前看出来。

反而在不必要的地方浪费了太多的口舌和弹药，被中方智商压制了。

“哼，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搞定对手后，顾骜内心得意而又敬畏地想。

他可是借用了后世中央经济政策研究室专家、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以华夏社科院的水平，来跟阿方的哲学家辩论，赢了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汪苏凤刚才听得已经是目眩神驰，不听拿手巾擦汗。

外事交谈都是双方有笔录速记的，毕竟说过的话都不能赖。没想到最后还是靠顾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愣头青，帮他收拾了残局。

“小顾！今天多亏你了！”离开会谈室的时候，汪苏凤觉得自己后背的衬衫都已经湿了。

“没什么，术业有专攻而已，这是我应该做的。”顾骜一点都不装逼，他也不需要急着显摆。

反正一切都是双方留档的，该是谁说的都抢不走。

是在何种语境下说的、是主动挑起的？还是被动迎战、为了捍卫国格？这些细节，统统都会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