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州南宋金银器窖藏中，就有一件菊花金碗。

这只金碗整体造型，依旧以菊花为式，器身呈三十二曲，圈足为十六曲。

除了金碗，再就是金盘，而盘子的主要功能是承托，可分为承托食物的承盘，承托酒盏的盏盘，还有一种是用来盛酒的樽盘。

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盘子不少，金银器都有。

比如银器素面圆盘、狮纹圆盘、三足圆盘六曲葵口盘、十曲圆弧盘、多曲盘、花口盘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贮饮器，主要就是盏、注碗、梅瓶。

这里说的主要指饮酒、饮茶时候使用的器皿。

二者在使用过程中有相似的器物，比如盏和壶，也有特别的道具，比如饮酒的曲卮、饮茶时候用的斗笠盏。

宋朝人喜好饮酒、饮茶，自然少不了使用各种各样的盏。

一般意义上来讲，盏就是浅杯。

两宋时期的盏主要包括台盏、盘盏和散盏三类不同的组合形式。

这三类形式中又包含花口盏、桃形盏、瓜形盏、斗笠盏几种不同式样。

虽然，盏类器皿并不是两宋时期金银饮具中考古发现最多的类型，但是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造型与装饰。

这使它成为过往研究中，最受重视的一类器皿。

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盏也不少，像是银器葵形盏、菱形盏、莲花形盏、五曲盏、瓜形盏其实通过之前的几座窖藏出土的器物，就可以看出来，宋代窖藏金银器最主要的用途，一般不是喝酒就是饮茶。

之前不管碗盘碟、还是梅瓶什么的，不是盛酒器，就是茶具，再就是吃饭用的承载器。

既然有了碗盘碟等，那么注子与温碗注子也就必不可少。

这东西其实就是“执壶”，据李匡乂《资暇集》“注子偏提”条云:“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木勺…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

注子通常与温碗一同使用，合称“注碗”，是两宋时期十分流行的斟酒器。

它与台盏、劝盏、果菜碟一同组成了宋代酒器的基本组合。

根据主体形制的差异，我们将注子与温碗的式样分为四类：瓶式注碗、折肩注碗、溜肩注碗、瓜棱象生注子。

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执壶（银器）

莲花盖折肩银执壶、双层莲盖折肩银执壶象钮溜肩银执壶、凤鸟纹银执壶等，都算是精美的金银器。

这些都是用来饮酒的，而储酒器最出名的就是梅瓶。

梅瓶又被称为经瓶，盛酒器，它的造型特点是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圈足。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对梅瓶的描述是：梅瓶，口细而短颈肩极宽博，至颈稍狭窄，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花之瘦骨相称，故名为梅瓶也。

陆鹏亮在对梅瓶的名谓进行考证中认为，在宋代带有盖的梅瓶无疑是作为贮酒器使用的；

而另一种不带盖的梅瓶，除了贮酒外，还可做插梅花的花瓶。

两种功能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梅瓶肯定不会少了，其中有银器素面梅瓶、如意云头纹梅瓶、鸟纹梅瓶等。

而这是储酒器，喝酒自然少不了就被。

在考古学定名中，对于“杯”的形制认同是较为模糊的。

一部分考古发掘报告中会将盏、碗类的器皿称为杯。

既往研究中特别是对于杯、盏的界定，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严格。

但为了便于研究，现在很多专业人士将有明显耳把的器皿，以及口径小于10厘米，并且较之于盏。

腹部更深，腹壁较直的器皿称为杯。

由此，将宋代金银杯的式样，分为圆口圈足杯、单耳带把杯和双耳带把杯三大类。

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杯（银器）

浅腹素面杯、深腹素面杯、荷叶龟纹杯、

绶带纹八角形杯、莲花纹杯、龙纹夹层杯。

通过几座窖藏的发掘，其实都可以看出来，送嗲的金银器差不多都是实用器。

喝酒的酒具，喝茶的茶具都有了，那么日常生活用品自然也不会少。

而日常用品最常用的还是盥洗器，像是唾壶、盆等。

唾壶，也被称为唾盂或渣斗，用于餐桌之上装盛鱼刺肉渣等食物渣滓。

到了宋代演变成饮茶时，成为装茶渣的一种器具。

盆是一种主要用于盛物或洗涤的实用器，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但在宋代墓葬或窖藏中，出土得并不多。

彭州宋代窖藏中出土了10件银盆，

此外，这批出土的金银器皿中，还发现了熏炉、长颈瓶等器皿。

它们曾经被用来盛饭装汤，温酒待客，得到过主人的悉心呵护，见证过宋代彭州大户人家的热闹日常。

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所幸有这一坑精美的窖藏保留下来了，静静躺在那里，等待我们前往观瞻。

从华夏历朝的演变来看，我们使用金银器皿的历史渊源，可从战国时期算起。

经历了清新活泼的春秋战国、富丽堂皇的秦汉、雄浑壮阔的唐代，这批安家在彭州的金银器，展现出宋代独一无二、清新素雅的时代风貌。

经过晚唐五代十国的战乱和华夏疆域版图的调整，宋代时期，通往西域的道路慢慢堵塞。

对于金银器来说，西域文化的影响日渐减少。

宋代的金银器里，传统中原汉文化逐渐回归并且重新确立。

如果说唐代的器物，海纳百川，张扬，充满豪放的异域色彩。

那么宋代则更加轻巧婉约，有文人之风。

法兰西艺术史家丹纳，曾在分析十七世纪战后的鲁本斯画派时，这样写道:

“在这样的灾难后重见太平，岂不等于进了天堂…一切日常生活有了意义，有了兴趣；

人重新活起来了，竟像是第一次活在世界上，所有自发的文学和独特的艺术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的…人看到自己的本质、潜在的本能，成为民族标记而将来支配他历史的主导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