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会在宴会厅，即一个和式大房间里举行。

　　“请大家按自己的出生月份依次落座，一月的在这一边。”手拿麦克风安排座位的活力女性，是研究会的司仪木邑小姐。我在演讲会场也见过她，不过比起研究学者，身着迷你裙、调度分配时身姿干练而优雅的木邑更像地方电视台的女主播。

　　与会者依照她的指示，按照生日月份由小到大依次入席。为了让不熟悉的人能够彼此了解，这么安排座位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领头干杯的是个“喜欢军服”的学者，随着宴会进行，不知从哪个人的电脑里又传来了摇滚乐。原以为是什么心理学实验，结果一听才知道是学者中单纯有人喜欢摇滚而已。

　　和心理学家以及专家苗子们聊天和预想的一样有趣。比如从研究“与他人差异的边界”的专家那里听取了很多独到见解。与会者中不仅有年轻学者活跃在临床专业，还有正在学习犯罪心理学的学生，各种话题趣味无限。

　　他们往往长篇大论侃侃而谈，可以说倾吐之情溢于言表，大概是被白天会议安排给憋坏了吧。

　　研究者是孤独的。

　　不为人知的实验重复着千万遍，就算成功，只要没获得决定性的结论，后世往往很难记得他们的成绩。更有优秀的研究成果仅仅因为（在论文中，在会议发表时）呈现效果不佳而被埋没。加之他们的研究多数已经细分到各专业前沿，太过晦涩的主题让大众无法理解。明明是为人类服务的学问，却和世俗划开一条巨大的鸿沟。所以他们既没有亮眼的科研成果也没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平日里一直干傻事的十九世纪遗物——世俗的名气，可谓进退两难。

　　继执行委员余吴教授的夫人后，那个木邑小姐也跑来找我签名，可递过来的口袋本着实惊人。我从没见过拿一本破破烂烂的书求签名的，但她生气勃勃的大眼睛看着我，解释道“被好多人借才弄成这样”，“这本书读了好多遍”，我也就神奇地接受了。后面跟来的是在电梯里遇见的青年。

　　我向正在倒啤酒的他问起：“你好像对恶魔挺关心的。”

　　“现在倒也没有。”

　　“那就是以前有了？”

　　“初中生的时候吧。”

　　“少年时代的你还醉心于神秘学啊。像什么天空里的飞碟、尼斯湖的水怪、灵异的照片。”

　　他暖昧地点点头，说道：

　　“其实学生不是因为多感兴趣或多关心，而是不经意间被卷进去的。不过那些都是往事了，现在我的生活很平凡，完全没有碰到过老师所说的恐怖（Horror）的事。”

　　“也没有碰到过惊悚（Terror）的事。”

　　“我印象里也没有。”

　　我在演讲中，曾对小说中的恐怖（Horror）和惊悚（Terror）之间的差异做过如下说明。

　　我曾在电影院看过一部国产电影《美发尸》。故事中一个在太平间工作的男人平日爱好是从女尸上剪下头发，转手做成装饰假发贩卖。但这之中混入了一具因器官买卖被杀的女尸的头发。于是使用装饰假发的女性，以及她们周围的男性一个个遭遇灵异现象——从眼睛、嘴巴、伤口中长出头发——离奇死亡。

　　虽说故事情节基本如上，但我在电影院里却体验到了比电影更加恐怖的事。空荡荡的影厅，前排一个男人突然开始自言自语，一个劲地说着和电影无关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情绪崩溃了？还是疯了？或者兼而有之？虽然我很想让对方安静点，但因为害怕，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前排男人身上感受到的是惊悚（Terror），而在电影中感受到的是恐怖（Horror）。虽然两者都有令人害怕的成分，但不同之处在于恐怖包含了超自然现象——眼、嘴、伤口处长出头发。

　　我面向青年问道：

　　“既然你和恐怖惊悚都没有关系，那为何问我恶魔存不存在呢？”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你的脸上可写满了深意。”青年一收下巴，顿了一下说道：

　　“其实学生曾经历过恐怖惊悚混在一起的事件。每次想起来都令人生厌。”

　　“什么时候的事？”

　　“初一。”初一啊，难怪。

　　“里面有恐怖体验和惊悚体验？”

　　“还有很多哪边也算不上的恐怖体验。”

　　我曾不小心收过一些熟人朋友给我的原稿，并因此遭受难堪。先不说一些内容干瘪无聊（别人的事我也不好说）的稿件，就连我回复迟了一些都被人用一些类似“你是准备有意埋没我的才能吗？”的理由人身攻击。

　　所以我稍作思考，回复道：

　　“如果有机会，请委托出版社将手记寄来。”

　　“我知道了。接下来，还想就您演讲的内容和您探讨两句，可以吗？”

　　“没事，说吧。”

　　“您是专家，按老师的说法好像恐怖小说中恶魔登场的机会比较多。”

　　“确实恶魔出场的恐怖小说比较多。当然纯文学中也有一批数量的作品中有恶魔的身影。”

　　“那么天使登场的小说呢？多不多？”

　　我立刻能想到的是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天使的反叛》，可能巴尔扎克的《塞拉菲达》也能算进来。有名的作品就这么多了。

　　“天使做主角的小说很少，如果要说天使做配角，那就多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为了填补我的思考时间，我开口道：

　　“前一阵子流行过天使热潮。原本在美国火起来，后来传进日本。那时天使周边商品一片热卖，但是相关小说却没见长。”

　　“所以为什么描写恶魔的文学作品多，而描写天使的作品少呢？”

　　“我不知道。”

　　“如果您站在作者角度考虑呢？”

　　“那肯定描写恶魔更容易，也更有趣。天使终究是个使者，不过是传达上帝的旨意。由于传达的是上帝的旨意，话里内容和他们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天使看上去冷冰冰的。”

　　“嗯嗯。”

　　他深有同感地点点头。

　　“天使看起来确实冷冰冰的。不过不能说他们没有真心。我觉得天使也是有一颗真心的。不对，是应该有一颗真心。”

　　他又说奇怪话了。他这番论调好像以天使确实存在为前提。我歪着头，继续展开论点。

　　“和天使相对的恶魔就有主体性了。恶魔自有意识，创作起来也更加容易。而且恶魔会和人类订立契约，这一互动就产生了戏剧效果。而天使的单向传输就显得单薄很多。”

　　“天使是单向传输，确实如此。”他又在奇怪的地方赞同我。

　　我看着他的样子，接着说：

　　“还有一点，一般天使是美丽的，恶魔多是丑陋的。作为创作者描写丑陋更加容易，也意外地更加有趣。因为美丽大多相似，而丑陋却各有各的不同。在这一点上美丽能够变化的空间太少了。”

　　“负面的东西反而容易表现。”

　　“对于小说来讲，负面的、丑陋的、残忍的、下流的东西更容易创作。不过高标准严要求，还是要尽可能地将一些正面的、美好的东西写进作品。当然这也很难。”

　　“电影里对于邪恶的表现也很丰富。”

　　“同级别的演员分别饰演正派和反派。反派的那一方往往更亮眼，反而抢了正派的风头。”

　　我看着他的脸补充道：

　　“你想想看。邪恶的诱惑力远高于善良。而善事往往都是烦人的，困难的。反而作恶却趣味横生，而且恶事大多都是一些想做又不能做的禁忌。外界的禁止产生诱惑，自发地打破产生快感。所以因为禁忌不可为，才更显撩人。”

　　“邪恶的诱惑啊。确实恶魔的诱惑更有魅力。”

　　“而且天使又不诱惑人类。”

　　“所以描写恶魔的作品比较多。”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突然想到一点。

　　“我们讨论了有关天使和恶魔的文学。但是为何你要把天使作为恶魔的对立面呢？”

　　“奇怪吗？”

　　“倒是不奇怪，只不过一般说来，恶魔的对立面不是上帝吗？”

　　“确实恶魔的相反概念是上帝。”

　　“而涉及上帝的文学就多了。可你偏偏挑出来天使，有什么理由吗？”

　　“要说有，还真有。”他的视线投向半空。

　　“对我来说，长久以来，对应恶魔的是天使。为什么是天使不是别的——三言两语我说不上来。话一说开又显得太长。如果您方便的话，请阅读我刚才和您说的那本体验手稿。”

　　“就是那一千页的？”他微笑道：

　　“当然，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一到家便将手记寄送给您。如果您读了我的手记，自然就明白我为何认为恶魔存在，以及为什么将恶魔与天使相对立了。”

　　阿纳托尔·法明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现代史话》等。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