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玉说道：“嗯，刘帅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吧，毕竟金国将是我们日后的大敌，现在失去的疆土，将来官人都是要收回的。”

刘法抱拳道：“是，夫人。”

十二月十五日，宗望令郭药师率千骑为先锋，大军出燕京，一路向南挺进。起初，金人对郭药师并不信任，甚至有所怀疑，所以只令其带一千骑为乡导在前面带路。郭药师“辞以兵少，不肯行”。后来，金人又给他增加一千骑，并命令他“所过州县，不得擅行诛戮。”郭药师于是“暗自带数百骑以行”。

此时，宋朝北方边关如松亭关、韩城镇、符家口、石门镇、野狐关、古北口等，全部失守，把守关隘的官军都早已望风而溃。经州知州郁中正，已被金人囚禁；景州知州吴震，已从海上遁逃；蓟州知州高公斡、昉曾评，已率牙队之兵往南逃奔；檀州知州徐杰倅、黄文也相继逃遁；顺州知州林良肱、倅路扩，则入趋燕山；涿州知州葛逢，此前已先逃亡；易州知州黄烈，逃跑时坠城折断左足，又不幸被折断右足而死。

在金军大举入侵的时候，宋庭在干什么呢？其实宣和七年十月开始，中山府知府詹度就多次上奏报警，说金人有南下入侵之迹象，提醒朝廷早做准备。可惜的是，宋徽宗与朝廷宰执们对詹度的提醒，并未予以高度重视。

燕山府知府蔡靖，也曾屡次密奏金人动向。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曾使用银牌马紧急奏报朝廷，并通告各关口要隘，说金人拥大兵侵犯清化县，劫掠居民，焚毁庐舍，破坏盐场。“凡一日七十余章至，言朝廷若不以为实，则乞赐重行编管。”

然而，知枢密院蔡攸接到急报后以为，这只是边境上的局部冲突，他以“恐妨恭谢”为由，“匿其奏，不以闻”，“终不报”。他觉得，待郊礼事毕再措画也未晚，“但以大事委边臣，未尝以庙谟留意。”因为此时，宋徽宗正在东京城外南郊圜丘举行郊礼。蔡攸不仅没及时向宋徽宗奏报，连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对此也不知情。

郊礼是从十一月十九日开始的。所谓郊礼，是天子祭拜天地之大礼，是皇帝身份之象征，是政权合法化之标志。冬至日祭天，是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的活动，是一项国家大典。

宋朝的祭天礼仪主要表现为“三岁一亲郊制”，即每三年一次，于十一月冬至日，在东京城南郊圜丘（天坛），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昊天。这既与西周天子每年亲自举行祭天礼仪有别，也与后代有司摄事祭天不同。“三岁一亲郊制”，据说始于秦始皇，但宋代以前似乎并未真正实施。宋朝的“三岁一亲郊制”，是宋仁宗时形成定制的，此后一直奉行。

宋徽宗对举行大礼格外重视，他在位的这二十五年间，亲自主持大礼达十八次之多，包括南郊大礼与明堂大礼。祭天的仪式很隆重，也很烦琐，皇帝只是按照礼仪官的引导，完成早已熟悉的规定动作即可。

在宋朝民间，冬至也是一个重要节日。《东京梦华录》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南郊礼毕之后，宋徽宗缓缓走下祭坛，御临郊宫端诚殿。此时，天色未明，百官辟集，正在称贺之时，“忽有鸮正鸣于殿屋，若与赞拜声相应和，闻者骇之。”

宋徽宗肯定也会听到这只猫头鹰的叫声，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此乃不祥之兆也。

举行郊礼，一般也要同时实行郊赦。“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于古无有。”

据《宋史.刑法志》记载：“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德音也是赦令的一种，适用范围比大赦窄而较曲赦宽。宋徽宗施政向来很宽善，所以许多大臣认为，“上圣至仁，大哉尧舜之用心也。”

十二月初，宋徽宗“欲恭谢”，而金人“大兵入界”之关报，又雪片一般飞至枢密院。蔡攸以为，恭谢是郊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此时上奏这些关报，会破坏喜庆气氛，将对朝廷盛事产生不利影响，于是他以“恐坏却恭谢”为由，“皆秘之”。

蔡攸以为，河东路由童大王亲自坐镇，必万无一失；而燕山路由郭药师把守，常胜军必能与金人相抗衡。因此，即使金人入侵也“不足虑也”，所以内地“略无防奭”，“终不为之备”。

后来接连五天，关报益急，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也已知情，他们担心一旦公开这些关报，将会引起人心大乱，遂与蔡攸共同隐匿不报。这几天里，人们但见他们三人每天去都堂叙议，“抵暮而归”，但不知所议何事，“人颇疑焉”。

一直拖到十二月十六日，童贯突然自太原而归，于是，关于金人已大举入侵的消息才在社会上传开，“中外判然，知为北方事作矣”。在童贯回京之前，金人入侵之事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童贯本是奉宋徽宗之命前去河东河北宣抚，也就是说，宋徽宗已将河东河北两路的安全防务全权授予给他，对他寄予了重托与厚望。可是，他现在却擅自离开河东太原回到京师，其行为已构成失职和渎职。但“宰相及枢府咸不能诘”，白时中、李邦彦和蔡攸都是些文人，他们不仅不敢责问童贯，他们还得请童贯到都堂一同议事。

童贯回京后第二天，金使撒卢拇和王介儒也来到东京，他们要求面见皇上，“大臣不敢引见”。宋徽宗令白时中和李邦彦以小使之礼，在尚书省接见他们。因为他们是宗翰派来的，而不是金国皇帝派来的，故需用小使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