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究竟是英雄引领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这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绝对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社会中，一向不会缺乏少数的先驱者，先行者，先知者。

他们是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是炸药爆炸中的导火索，他们的出现加速了社会各方面的转变。

1978年的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地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摁下红手印。18个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了这片沉睡大地上震撼世界的一场惊天巨变，而且长达四十多年，至今未曾停歇。

为什么时间点会是1978年？应该是因为1978年体制已经开始松动，政策上已经允许出现此类以前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事物。

为什么地点会是小岗村？应该很大的因素是，小岗村太穷了，年年都吃不饱饭，再不改变，境况一年比一年困难，所以基层干部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把土地承包给社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赵崇义和林振云两个当时还未满20岁的少年，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的不经意，或者说为了生活而迫不得已的选择，居然改变了当地农业生产的产业格局，改变了当地人“种水稻才能有粮食吃！”“不种水稻就会挨饿”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同时客观上也带领了当地的村民致富。当然，主观上，他们只是想改变自己家庭那种一穷二白的状况。

社会的变革，观念的转变，甚至科技的进步，一定是在守旧力量影响，控制薄弱的地方最先开始。大到“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影响几亿农民的大事，小到像林村，大溪村这种由种植水稻转变成种植砂糖桔，这种小地方产业变革的小事，无一例外皆如此。

为什么在林村大队，甚至整个县，最早种植砂糖桔的会是两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伙？而不是老练精明，并且有点资本的村上的其他小康之家？除了阴差阳错地他们两个在合适的时候，恰好碰对了合适的人，做对了合适的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很年轻，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尝试新事物。

他们的家庭因为太贫穷，他们要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来自家庭的阻力，“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他们是初生牛犊不畏虎。

林村大队的村民们，并不是从没尝试过种植水果或者药材等经济作物。相反，前面有不少种植这些失败的“先驱”和“烈士”。用自己辛辛苦苦几年省吃俭用得来的血汗钱，以血本无归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事情不能做”的经验。

林村，或者那个镇的村民们，曾经人有种过椪柑的；有种过温州柑的；有种过冰糖橙的；有种过黄梨的；也有种过桔梗；百合等药材的。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的结局告终，成功率百分百之零；虽然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市场问题，像水果这种亩产能够达到上万斤，保鲜期非常短，并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一定是要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高，也就是城市的居民手上都有点余钱，并且全国已经建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可以通过这些捷便的交通网络，在水果的保鲜期内，就将水果从果园发到全国的各大、中、小、城市。再通过水果集散市场将水果供到千家万户。

也就是说，只有种出的水果，可以在保鲜期内，就卖到全国各地，通过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完善的各种销售渠道，成功走进城市居民的家庭。为市民们提供美味、可口、安全、健康、新鲜的时令水果。种植户才有可能成功。

这在政令不一，全国交通没有织成一张完善的网的国家和地区是不能想象的，这是中国人的幸运，中国农户的好运！

一句话，也就是必须形成完善的产业链，种植户无论是种植出十万斤，一百万斤，都能有大果商敢一口吃下，这样种植户只需要考虑水果质量和产量的问题，（至于价格，自然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也就是供求关系来决定。）而无须考虑销售的问题。只有这样，传统的农民才有可能转变成农场主（当然还有土地租赁问题）。

否则的话，还是传统的自给自足，你种出一万斤水果，拉去县城卖，一天卖200斤，到水果过季了也卖不完，怎么可能不失败。

在这点上，赵崇义、林振云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们踩对了时代的脉搏，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当然，更是时代的伟大。…

赵崇义，林振云，赵崇敏，在苗圃场吃了中午饭后，就又骑单车回家了。赵崇敏第二天就又乘车下了柳州，继续她那毫不起眼的服务员工作。

林振云，赵崇义第二天则卷起铺盖，拿起行李，来到了这个苗圃场做起了育苗工兼砂糖桔管理技术员。他们自己家种植砂糖桔的故事，还要等一年之后跑去到广州番禺区的曾仕湖倒是很顺利地进入了好靓珠宝厂。可惜，他在珠宝厂的发展却一点都不顺利。或者说，他们两兄弟在珠宝厂的发展都一点不顺利。

伟人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没有对错，只有胜败。

如果认为，斗争，只存在于朝廷，后宫，大家族。那就大错特错了。小人物的斗争，同样精彩绝伦，同样勾心斗角，同样波谲云诡。

大人物的斗争，也许涉及的是大权力，大利益。当然，按某些书上讲，也许大人物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家国天下，众庶苍生。

大人物们又因为本身就是“大人物，”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受到万众瞩目，都能“聚焦于镁光灯下，不管是大功大忠，或者大奸大恶，都能“书之于竹帛”，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小人物就不一样了，小人物因为本身就“微不足道”，不可能得到关注和聚焦。小人物斗争的目的，也不可能是为了“家国天下，众庶苍生，”那么地高尚。小人物斗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月能多赚那么三两百块钱，能比跟他同阶层的人过得好那么一点点，能够得到同阶层人的吹捧和恭维。

就算是当乞丐去讨饭，乞丐和乞丐之间，为了能多讨到半碗残羹剩饭，也会互掐打架。狗与狗之间为了抢一根骨头，也会互咬，没有谁比谁更高尚，都仅仅是为了生存。

但就是为了这种：“山中无大树，蒿草便为尊”的优越感，就足以令小人物们斗争起来“不择手段”了。

“戏”虽然也精彩，但是小人物其一因为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那一碗半碗饭，目的就少了高尚。其二小人物本身又不可能“大奸大恶”，不可能聚焦于镁光灯下。所以他们的都斗争事迹，虽然也精彩纷呈，但亦未能“书之竹帛”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进厂一个月后，曾仕湖和曾仕强也逐渐了解好靓珠宝厂里面的大致人事情况。在大规模批量标准化生产的现代，珠宝首饰可能是唯一还没办法一个版（或者几个）杀遍全球的商品（类似于N年后的肾几手机。）

公司的职员，从高层到底层，大概分成了两派：广东帮，云南帮。

因为老板是香港人，公司的高层，从厂长，到起版设计总监，镶石设计总监，毫无例外的都是香港人。但毕竟香港人来广州工作的都是少数，大量中层的管理人员，中层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人的。当年香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会说普通话的人可远远比会说英语的要少得多。就连听都不会，所以中层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香港人自然会提拔说同种语言，有同样风俗，吃着一样粤菜的广东人。所以广东人成了好靓珠宝厂的一大派系。

但因为好靓珠宝厂因为原材料的成本原因，前身原是在云南某地，1999年才由云南搬迁到番禺新水塘村，而在云南是做了十几年。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所以公司的中层技术人员，财务人员，人事人员，管理人员，也有大量的云南人。

曾仕湖和曾仕强他们就尴尬了，他和那些在这两年中新招进来的员工。全部成了“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既不属“曹魏”集团，也不归“蜀汉”集团，而且也没有核心人物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孙吴”集团。

“不受待见，难以提升，没有前途，”成了这些个这两年从厂门口招进来的员工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