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坤到新闻局为华弟求情，直接找到新闻局是当然没用的，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工作人员就把靓坤打发了。
靓坤说道：“我找新闻局局长。”
工作人员说道：“局长在开会。”
靓坤说道：“那我等局长开完会。”
工作人员说道：“局长在美国开会，你要等，就去美国等好了。”
今年，新闻局长正好从宋楚瑜换成了美国回台湾的张景瑜，说不定真的在美国开会呢！靓坤这样安慰自己。
考虑了一整夜之后，小蒋给国安局下令，“把那些帮会成员交出去，但是不要说军情局参与的事情，让那些帮会成员，是叫‘三联帮’吧？叫他们把事情扛下来。”
11月12日，“江南案”事发不到一个月，雷功和孙庸被强势警力逮捕，三联帮近八成势力都被扫荡。
但是，“白狼”张安乐在美国的行动让小蒋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在小蒋用“帮会成员”这个由头搪塞李杰明的同时，“白狼”张安乐在美国的报纸上爆料：自己手上有证据，能证明雷功是受控于台情报部门。
“白狼”张安乐的爆料，引起美国舆论一片哗然。
李杰明也找到小蒋，说道：“美国当局也在关注着案情的进展，一直崇尚民主、言论自由的美国，一定不能容忍一名美国公民因为出书而遭到政治暗杀。”
――李杰明当然知道江南被杀真正的原因，但是偏偏要说江南是因为《小蒋传》而死的。
《小蒋传》的出版和《吴国桢传》的编纂，本来就是在美国的授意下，江南有意而为之。杀了江南，反而是触怒了美国人，一定要穷究到底。美国人对待小蒋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一定要打脸。
“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对于美国的舆论，台湾方面当然不敢丝毫懈怠，小蒋立即找来军情局长汪希苓以及下属一干人等进行询问。
汪希苓承认了，说道：“是我吸收并安排的三联帮成员加入并实施暗杀，因为江南是我们情报系统的叛徒，必须得到制裁。”
小蒋被气的无话可说，他感叹道：“我手下怎么还有你这样的糊涂虫？还能用如此愚蠢的手段来实行这样的暗杀。江南是政工干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是我的亲密学生，他居然敢背叛我，确实可恶，应该惩罚。但是戴笠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你居然还在愚蠢地用军统最古老的‘家法’来解决问题，可见毫无长进。从孙立人到吴国桢，美国人一直对我们心怀叵测，怎么把这么大的把柄塞到美国人手里了？”
退守台湾后的小蒋，一直改组和管理情报与特务系统，自己也始终以“亲民爱民”和“推崇民主自由”的形象示人，没想到自己精心栽培的下属一下子把自己维持多年的形象破坏了。
汪希苓以及下属一干人等退下之后，小蒋说道：“1979年，大陆与美国正式建交，美国与我们断交，仅保留民间交流，政府风雨飘摇之中，更加动荡。几年来，我为修复中美关系尽心尽力，好不容易逐渐恢复升温。现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真是让我进退两难、腹背受敌。”
国安局局长汪敬煦进言道：“既然是军情局搞出来的，卑职愿意壮士断腕，把军情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交出来，平息美国人的怒火。”
小蒋皱着眉头问道：“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汪敬煦说道：“相信他们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小蒋无奈地说道：“那就这样办吧，只是委屈他们了。”
汪敬煦慨然说道：“为国效力，理所应当。”
在小蒋面前表现得“一心护主”的汪敬煦，在离开小蒋官邸后，却在一处隐秘的所在和李杰明会面。
李杰明满脸笑容地说道：“汪局长，‘江南案’的情报可是要多谢你了，让我们这么快就锁定了凶手。”
汪敬煦不以为意地说道：“不用谢我，我只是不爽汪希苓而已。”
汪敬煦为什么这么恨汪希苓，甚至为此不惜出卖小蒋？
当初，汪希苓回到台湾，早已晋升中将的他，被小蒋任命为军情局局长。在当时担任国防部部长宋长志的陪同下，蒋经国接见了汪希苓，当着宋长志的面，亲口告诉汪希苓：“你先回来担任‘情报局长’，过一阵子，我再发表你为‘国安局长’。”
小蒋的这句话，埋下了汪敬煦对汪希苓落井下石的祸根，因为国安局是军情局的上级单位，汪敬煦就是国安局长，要是汪希苓高升当了国安局长，汪敬煦干什么去？难道去当“国安会议”主席、取代蒋孝武的位置吗？所以，“一定要搞掉汪希苓”成了汪敬煦心中的执念。
雷功和孙庸千算万算、做梦都想不到，出卖他们的不是遗弃在犯罪现场的那两辆自行车、也不是租车时和车行老板吵架，而是他们顶头上司的上司。
小蒋为了掩盖事实而命令抓捕雷功等人，但是也不能露怯。他采取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抓人的理由是“扫黑”，法律依据是《取缔流氓办法》，并且煞有介事地命名为“一清专案”。
当时，雷功冷静地对着负责逮捕他的侯友谊说：“你们把事情捅大了，怎么可以抓我呢？”
不明就里的侯友谊也很纳闷，心想：扫黑的话，也不应该先抓三联帮的雷功啊！“大桥头”的“城哥”蔡金涂、“河沟头”的“蚊哥”许海清、“夜市场”的“跛脚秉遑”郑秉遑哪个不比雷功成名已久、恶名昭彰？为什么“一清专案”以抓捕雷功为发动起点？
侯友谊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一清专案”对台湾社会治安的廓清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起码震慑了靓坤，因为靓坤本来还想借着到台湾的机会，干掉吴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