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虽然认死理，但也是做事果决之人，一旦做出选择，就绝不回头。

回到蓬莱不到不足半月，其人让便让次子宗颖给徐泽送来一个公文袋。

里面装着一份情报和一份厚厚的公文。

第一份情报，是朝廷遣武义大夫马政返回登州，许其便宜行事，

宗泽担心蓬莱有变，赶紧给徐泽送信。

其实，宗泽多虑了。

马政当初面对徐泽的强势，连招架都做不到，现在回来，更做不了什么。

而且，其人这个时候被派回，只能是一件事——联金灭辽。

最晚在政和元年，辽人马植入宋时，

赵佶、童贯二人就已经生出了联金灭辽的想法。

最初，赵佶的想法很简单——吩咐藩属国高丽把这事做了即可。

正好高丽遣使入宋，天子对高丽使者李资谅曰：

“闻汝国与女直接壤，后岁来朝，可招谕数人偕来”。

结果，李资谅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还骂“女直人面兽心，夷獠中最贪丑，不可通上国”，

实际上，他就是连带着做事没头没脑的大宋皇帝也一并喷。

吃了这顿瘪后，赵佶消停了一段时间。

童贯却又找到欲要到辽国搞事的徐泽，暗示其人帮朝廷探明辽国东北的情况。

事关机密，加之当时大宋根本没有做好与辽国开战的准备，

而且，童贯对徐泽的能力和运气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因此，其人没有事先跟天子沟通，

自然就不可能提前授予徐泽一官半职，或是出使信物之类的东西。

导致大宋第一次联络女直人的行动虽然成功，却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成果。

辽国也因为徐泽、完颜阿骨打等人大闹咸州之事，加强了防备。

再想派人出使就更难了，联金灭辽之事就此搁置。

去年底，辽国亡人高药师等欲往高丽避乱，误入登州砣矶岛。

被徐泽逼得险要丢官的登州知州王师中抓住了机会，立即将这一情况上奏天子。

而后，搁置了四年多的联金灭辽计划再次启动。

但，让人极度无语的是，

大宋最有权势的一个半男人前后筹备了六年的大事，

其实——是啥准备都没有做！

马政、高药师等九人奉天子命出海，欲往登州对面的苏州，联络金人。

这个将要决定宋、金、辽三国国运的使团，

居然临时在军营薅了七个傻赤佬，许以官职，就划着船出发了，

而出使最重要的通译、国书、航海路线图等等——统统没有提前准备！

做大事如此儿戏，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使团”半途遭遇“金人”巡哨船，双方语言不通，

一番沟通失败后，“金人”引弓便射，

吓得马政等人仓惶逃遁，直入青州境内，被巡海的广陵盐务巡检司武松部捕获。

由于马政等人来历蹊跷，又闪烁其词，

不明情况的青州安抚使崔直躬只能如实上奏，

消息不慎走漏，东京城谣言四起，

不仅有增税伐辽的谣言，还有金人大败登州水师，兵马钤辖马政被俘的无稽之谈。

伐辽之事尚未开始，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搞得朝廷极为被动，此事再次搁置。

近几个月，朝堂人事变动极大。

少保、太宰郑居中以母忧去位，特进、少宰刘正夫卒，

经常跟公相蔡京唱反调的中书侍郎侯蒙也被罢。

天子以御史中丞王安中为翰林学士。

又借明堂建成推赏赐，加童贯检校少傅，梁师成为检校少保，

宣和殿学士蔡攸、盛章、开封尹王革、显谟阁待制蔡儵、蔡翛，各迁官有差。

恰逢西蕃王子益麻党征降宋，

赵佶由是再次想起了一波三折的联金灭辽，

仍委检校少傅童贯全权负责通好金国之事，监司、帅臣不许干预。

但自徐泽翅膀硬了单飞后，童贯就只能从马政处得知登州有限的消息。

马政责官青州后，更是两眼一抹黑。

其人对宗泽又不放心，只能派人征求前登州知州王师中的意见。

可怜的王知军被公相蔡京抛弃后，正彷徨无依，

收到童贯抛来的橄榄枝，赶紧抓住。

过了大半年，王师中其实也不清楚登州的情形，只能硬着头皮举荐马政，

又说平海水师指挥使呼延庆通晓外语，又博学多闻善于辨谈，也可以委派。

马政虽然关键时刻摆了自己一道，

但不用马政，就只能让徐泽抢了功劳，

王师中当然不愿意让徐泽得好处，他这个举荐也可以理解。

这其中的细节徐泽当然不清楚，但马政的任务却是明白着的同舟社现在还需要时间完成转型，接着陪他们玩玩吧。

放下第一份情报，徐泽拿起第二份文件。

第二份文书，是关于官员和胥吏使用管理与监督的建议书。

已经写好了两日，宗泽一直在修改，这次一并送来。

其人已经知道同舟社在海外还有庞大的“基业”，

但具体规模和分布情况，却不甚了了，

因此这份建议书主要是立足登州的现状所做。

宗泽并没有泛泛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而是结合自身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

客观的评价大宋官吏使用管理制度上的好与坏，

有事例有分析，非常详细，显然做足了功课，

徐泽估计有七八万字，全部用毛笔楷书写就，非常厚的一摞。

在意见书中，宗泽既讲了大宋在官吏制度上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做法，又讲了一些乱象。

还从制度设计上的漏洞、前朝遗留的历史问题、长期积累的不良风气等方面，

分析这些大宋官场现状背后的根源和危害，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宗泽认为，大宋官吏使用上的最大问题，不是“冗官”。

真正的“冗余”的，只是大量的荫补入仕者，

特别是荫补后，只领俸禄不做事的官员。

而大宋的基层，恰恰是官员太少，不够用。

尤其是一线亲民官，其实并不轻松，

要处理的事务极为繁重，一般人根本应付不过来。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长期的实践中，

很多本该官员亲历亲为的事务，就分给了胥吏和属僚。

由此，又产生了胥吏欺上瞒下，把持地方的各种问题。

宗泽并不认为要继续加强对胥吏的管理，

因为，大宋对胥吏的管理和防范已经足够严，甚至严过了头！

在他看来，不解决官员的问题，就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胥吏的问题。

宗泽还就登州官吏的使用提了不少建议。

其人认为，在同舟社没有起事之前，

朝廷任命得官员与同舟社基层治理体系并行的情况，将长期存在，

没有相应的管理制度配套的话，

既可能会让一些“闲人”瞎搞事，也会导致大量管理力量闲置和浪费。

实际上，宗泽反映的这些问题，徐泽也在关注，

正应了英雄所见略同——真正想干事的人，总能看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