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谣言，传播起来总是飞快的。

海外贸易导致的商路流动，而商路沿线恰恰又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而城镇的市民阶层恰恰又是最害怕这个谣言成真的，是以这个谣言传播的速度，几乎快要赶上朝廷的驿站加急了。

江苏的小市民阶层对于反动倒退的恐慌，源于这些年来苏南的诸多改革。

这些改革，又都是在皇帝权衡利弊之后，认为能够加强自身统治后许可的。

而这些种种改革，往前说，源于从明朝开始的大量海外白银的进入，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是基础。

而更近一些的基础，则是海运的发展、运河的废弃、海外扩张带来的商品粮基地，以及刘钰以此为基础在苏南进行的诸多改革。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征收实物漕米，漕米不会直接飞到京城，得有人运输。

以及松江府收大量的实物棉布，也不可能自己飞到京城，也得有人运输。

税、赋、役，是要分开的。

而国税、地方摊派，也是要分开的。

理论上的赋、役制度，和基层执行的情况，依旧还是要分开的。

刘钰改革的方向也是很简单。

收钱。

确保钱能买到东西。

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没有之前二十年的积累，这就是纯粹是空想。

拿从隆庆年间一直持续到崇祯末年的江南土地之争来说，发展到两个县级政府互相攻讦的地步，根源是啥？

根源，黄宗羲也不顾炎武的说过这个问题，原因是“本来田为母、丁为子；而今世丁为母、田为子”。

再往前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

因为，涉及到封建徭役、劳役。

必须要和户籍土地做人身绑定。

再往前推，就是当初的官田、民田的区别，以及惯性之下官田大量减少之后各个县的税率完全不统一。

再再往前推，定都北方，江南作为经济中心，这些物资不能通过传送门直接送到北方，必须要有人服徭役给送过去。

就算没有京城所需，地方上修个河堤、修个防波堤等等，也得征发劳役。

也就是说，最简单的，让田为母、丁为子，甚至取消丁的存在价值，只以田征税，就需要达到诸多前提条件。

首先，得收钱，不能收粮。

其次，钱能确保可以买到东西，物价基本稳定。而这个的前提，又是大顺需要有一支海军，和海上运输队，以及虾夷辽东南洋等商品粮基地，保证粮价稳定，并且可以把江南的物资运送到京城，维系朝廷运转。

然后，得有大量的“无业游民”，地方上如果有什么徭役，可以花钱雇他们来干。

再然后，地方上得有钱。

而地方上想要有钱，就必须搞税制改革。

搞税制改革，反过来又需要以上作为前提。

应该说，是辽东的商品粮、南洋的稻米种植园、海军、海贸贸易的白银，这四项东西，堪堪支撑起来单独一个苏南的改革。

一直到大顺彻底放弃运河，皇帝认识到钱真能买到东西之后，苏南的改革才算是基本完成。

从隆庆年间一直扯到前几年的土地赋税、地丁、劳役、耕地归哪个县等等的一系列争端，才算是最终解决。

当有了以上一切基础之后，才能做到“以田为母”。

之前很多的大儒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想的改革方案，全是往回退——搞井田，那这实际上也就是空谈。

当这一项改革完成之后，实际上才算是真正解除了苏南地区，压在资本萌芽头顶的那块硬土。

由此引发的工商业税收改革、朝廷所需棉布以白银货币订货反向催生手工业发展、取消诸多工商业的封建徭役、改革丝织业的官营体系下皇权无偿占有劳动价值等等。

拿松江府的布解来说。

前朝要先征收棉布，然后派人服徭役，把这些棉布送到京城。京城那边再克扣一下、途中再克扣一下，基层里正又握有派役的决定权，再加上生员科举官员的优免…理论上，后期也可以政府出钱，花钱雇役。但实际上，一来没钱，二来给的那几个子儿，傻吊才去呢。

是以理论上，又是要按照贫富分摊、又是要粮长征收，似乎可以很公平。

但理论上公平的事，到了基层，既是胥吏狂欢。

刘钰则一改过去的办法，按照朝廷所需，一年松江府也就征收17万匹的布。

并不多。

税制改革之后，收上来了税，直接下订单，纺织工场生产，验货装船，北上天津，交割，完事。

看起来很简单，可没有前面的诸多准备，实际上真就做不到。单单一个没有南洋种植园的爪哇棉花，就可以在第一步卡住。

这种改变，以及海外贸易、南洋松江布驱赶印度苏拉特布、欧洲走私等等，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同时，也因为大型的蒸汽时代工厂，还未波及纺织业。

所以，此时，对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来说，处在一个“前弊尽除、后弊未至”的阶段。

基本可以视作大顺苏南小资产者的黄金时代。

甚至塑造了一批又一批“劳动致富，完成阶级跨越，从机工到机户”的小生产者的绝美梦幻传说。

当然，改革现在只是进行了一小部分，纺织业也只是诸多改革的一个缩影。

在这种时候抛出这样的谣言，根本也就在于这些小生产者感受到了生活的提升、负担的减轻，但自身的焦虑让他们对过去的一切充满恐慌。

而这种谣言和焦虑，必然会在盐政改革的争论中被放大。

因为，在刘钰的引诱下，对面拿着淮南盐户做幌子的那群人，所能拿出的方案，无非两种。

保守。

反动。

而这两种，都会遭到这些小生产者的极端反对，引发极大的恐慌。

保守，是那些盐商的利益所在。

也就是保持现有的状态，不要去折腾。

既不垦荒。

也不重新按户分荡。

商人依旧可以入场，操控盐户。

而这种保守政策，那些被流言所惊扰的小市民，也是极力反对的。

因为，他们反对场商这种商业资本的压榨，反对大资本的控制，如同他们反对包买商对他们的压榨一样。

而反动，是那些真的有理想的儒生所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这一点，如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就设想过。毕竟是私盐贩子出身，对盐户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所谓裂土封疆，王者之作也；均分草荡，裂土之事也。上有册、下给票，上有图、下守业…虽千万年之久，再无紊乱矣本质上，还是子承父业、身份固定那一套。

而这，又是现在江苏的小市民极端反对的。

小生产者的诉求，是反封，又反资。

若是大工厂制、大资本不断侵蚀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会想着往回退。

但现在江苏伴随着改革正是勃勃生机万物竟发之时，而抽在盐户身上的大工厂大资本的鞭子又暂时抽不到他们身上，他们自然恐惧于身份固定这一套东西。

简言之，小生产者的心态是非常有意思的：既想要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好处，又想摒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坏处。

一直试图把资本主义发展，幻想成一副没有阴暗面的理想图案。

而大顺现在的情况，是对这些纺织业之类的小生产的“阴暗面”，并没有展现出来，故而他们更担心的是过去的恶龙。

并不会未卜先知地恐慌于将来的嗜血恶魔。

盐户的身份固定，是制度，是可能落在每个小生产者身上的制度。

况且，废盐改垦之后，种的是棉花，是纺织业小生产者急需的原材料。

刘钰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盐改大混乱，通过双方的争论，尽可能在江苏抹去“一旦找不到路就反动往回退”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潮。

或者说，解决从明中期就开始的“很多人都发现旧的统治秩序已经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了，但尝试了一圈之后，最后全部选择反动往回退”的诡异状态。

至少让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这一次的争论，认识到往回退解决不了问题。除了往回退之外，还有一种似乎真的走得通的、往前走的办法。

是刘钰强行要把盐户问题，绑定到反动回退上。或者说，是他强行要把盐户问题，树立成“反动的图腾柱”。

因为，这是他能搞得立竿见影、皇帝因为盐税和对盐生产的控制而满意、百姓以为盐价降低而满意、为数不多的、副作用最小的往前走的改革。

无中生有根本不会影响到旧产业的如玻璃制造业等，不是改革，也不会引发争论，白纸上画的新东西，和涂改旧画作，并不是一回事。

有时候，改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因为改革而引发的争辩。

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刘钰，此时正悠闲地在一些本地望族的陪同下，拜谒暂时恢复了平静、却在酝酿更大争端的县城中的范文正公祠。

本地大族冒氏、姜氏等，皆随其后。

借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名句，拍了一下朝廷治理淮河、剪除洪泽湖泄洪威胁后，这几家本地大族也终于向刘钰试探着询问了一下草荡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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