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让皇帝心生犹豫的奏折，这些天一直在皇帝的手边，皇帝也做了一些批复。

“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想的还是太少。”

“你既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朕早就叫你思考，何以为体？何以为用？”

“体者、道也；用者、术也。至于兵战之事，亦是如此。为将者用术、为帅者用道…”

洋洋洒洒的一大堆批复，总结起来就一个意思：

你个小孩子还是想的太少，格局眼界也就是个将军或者一方督抚节度的格局。虽然你的战争之“术”学的很明白，可是战争之“道”却是还没到火候，以后不要只看西洋学问，多学学孙吴、纵横等学问。

像你说的这么打，一个一个的啃下罗刹的城堡，这得用多少时间？九月就要下雪了，到九月能啃下来几个？天寒地冻的时候，朕拿什么去挖之字壕？让将士拿牙啃？

这边的战事不快点结束，罗刹人难道不会和准噶尔接洽吗？准噶尔一旦在西北配合，国朝就要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到时候又怎么办？

战争在开始打之前，就要先想到怎么结束。

如果只是个将军的格局眼界，你说的很对，既体恤士兵，又能以正兵破敌。但放在一国之君眼里，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是有用的废话，朕必须要在明年结束对罗刹的战争，更主要是要让蒙古看到大顺已雷霆之力快速击败了罗刹国，所以你那办法不能用。

至于你说的什么等到日后再打，更是无稽之谈。就以前明为例，不要说叫门的英宗，就是建文帝，那是朱元璋所期盼的吗？谁能预料身后的事？谁又能保证日后辽东人口滋生的时候一定是个明君在位？

把刘钰“批判”了一番后，又在批复的最后写道：“待你归来，入上舍而选龙禁，常在朕身前，朕当常开导开导你才是。”

看上去批判的话挺多的，实际上李淦对于刘钰还是很满意的。

整体的语气，也更像是一个对后辈有所期待的大人对小孩说的话。

奏折上，潜入罗刹城堡、侦查发现有日本人和船、猜测探险家要去测绘黑龙江下游到日本地图、准备从永宁寺回来后半途劫杀抢夺地图等一段内容，李淦还画了一个好大的圈，批了四个字：勇且智，善。

这封奏折远远高出了李淦的期待。

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又不是公侯家袭爵的嫡长子，怎么可能真的要求他从全局去考虑事情？不过是怕过多夸奖而至骄傲罢了。

详实的图画、攻取棱堡战术的详解、沿途考察的部落心态等等这些。虽然字不咋地、文笔也差得远，但言之有物，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这封奏折送到京城后，李淦还和几个京城中的老将们探讨了一下，都觉得刘钰说的办法很好用，确实得了西洋铳台攻防体系的精髓。

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如果不按这个办法、又不长期围困，而选择强攻的话，五百人的棱堡得做出两三千人牺牲的准备”这番话，众人并不全然相信，觉得有些危言耸听。

太宗李过在荆襄之战时曾说过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社会实践中来。

这话这些年已成为了这些年尊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重新构建心学、解构“致良知”的重要支柱。

此时用在战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和西洋人打过仗，更没有攻取过西洋人的棱堡。

堡这东西，他们不是没见过。

西南土司也有堡，但打起来只要架好炮轰一阵就能攻下。

按他们所想，有了大炮之后，堡还有意义吗？

这罗刹人的堡虽然修的似乎却是合于天道，但未必就真的这么难攻吧？

五百人的堡，硬攻要死个两三千人，这可能吗？

明末时候，天主教徒韩霖倒是写过一本介绍棱堡的守圉全书，明朝也在雄县修了几个棱堡。

问题是大顺记忆中，在雄县根本也没怎么打过仗。

没打就降了，这棱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记忆，最多也就是个长得奇怪一点的堡垒，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之后大顺虽然对天主教传教士很宽容，写书的韩霖也早早投顺做了“礼政府从事”，还翻译过如何克制七宗罪，力图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灭人欲；还写过圣徒信证认为儒、释解决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决最终的“我要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儒家一直没解决“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此人一度成为大顺朝内的西法党领袖人物，可谓人不微言不轻。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张霖的这本守圉全书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

张霖写这本书时的外部环境，是后金拥有当时东亚最强的炮兵、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一些人琢磨着怎么修更好的堡垒。

现在的环境…后金已经被犁庭扫穴了，东亚最强的炮兵就在京城里；旁边的对手全是弱鸡，大顺处在攻势；最大的敌人是准噶尔，缩在西北，大炮也不多，没有逼到大顺在边境修棱堡的地步；需要压制的东蒙古诸部，连铁锅都得买，修防炮的棱堡那是有钱没处花了；徐光启所预言的将来大患西洋人，从海上来的话，水师固然打不过，但只要有一支野战部队不被西洋人登陆切断漕运，那也不用担心。

这种环境，棱堡防守的学问，怎么可能流传？

一门学问是否广为流传，有时候要看是否被需要。

总的来说，大顺对棱堡的了解，就是听说过、没见过、更没有用几十年战争和十几万具尸体得出来的实践经验。

只不过刘钰的奏折上写的过于详细，完全站在守卫的一方破解了一下攻城一方可能用的种种手段。

看起来又非常有道理。

这就让李淦不得不谨慎。

他对刘钰的西学水平是相当认可的，不只是戴进贤说刘钰学的不错，便是后来刘钰写的西洋诸国略考也让李淦觉得刘钰不是那种顺嘴胡诌的人。

出于这种考虑，李淦决定先尝试着攻一攻罗刹在黑龙江上游的城堡。

顺利的话，后续攻取，就让蒙古贵族来阵前参观大顺军威；不顺的话…那就再议。

围绕着这个整体目的，朝中做出的战略规划也很明确。

借助吉林造船厂的江船转运后勤补给，大军逆流而上，攻下罗刹人在嫩江的唯一一座城堡。

经由呼伦贝尔草原攻下罗刹人在黑龙江上游的城堡，切断罗刹人对黑龙江下游的控制，将罗刹人的军事力量分割。

占据黑龙江上游的城堡后，伐木造船准备，分兵顺江而下沿途扫荡几座罗刹堡垒。

主力在继续西进，在罗刹国派兵支援之前，拿下斡难河和石勒喀河的所有堡垒，立刻和罗刹和谈。

齐国公接洽的使团，也带了三千多人的精锐。扯皮扯到扯不下去的时候，就翻脸。

在那边不要攻城，而是借由蒙古部落的支持，威胁罗刹人在贝加尔湖一线的城堡，让其不敢分兵支援东线。

和谈的底线是放弃黑龙江北岸，但西边要拿到石勒喀河和斡难河，尤其是斡难河这个特殊意义的河流必须拿到手。

用后世的版图来看，就是得到了乌苏里江以东、库页岛、黑龙江入海口，再加上黑龙江西部向西扩展出一部分，拿到石勒喀河和斡难河，将蒙古从北边半包围住。

以黑龙江上游作为统治下游流域的基础，以斡难河作为蒙古归顺的法理，以石勒喀河作为威胁贝加尔湖南部的前出基地、攻可以前出贝加尔湖切断罗刹东西的联系、守可以监视喀尔喀蒙古。

代价是放弃黑龙江以北所有的宣称权，在北线融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承认俄国是帝国、承认俄国的帝位、保持通商贸易和大黄茶叶交易，与俄国交流不采用朝贡体系。

从始至终，大顺朝廷对这一仗的定位就很清晰——就是为了蒙古打的。

刘钰一路向东进行的勘察、绘图，一半作为己方的法理，另一半则只是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即便一部分只是筹码，也依旧很重要。

刘钰的第二封奏折送到的时候，皇帝已经到了吉林造船厂。

嫩江前线的部队也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第一战皇帝并不准备亲临前线，而是要看看前线打成什么样，那棱堡体系到底有没有刘钰说的那么可怕。

打开了第二封奏折，看了几眼，李淦脸上露出了笑容。

刘钰不但找到了永宁寺碑，拓下了文本，甚至还收服了许多部落，一些部落首领跟着他回来朝贡。

自明宣德年后，已经断贡三百年。如今再度朝贡，实乃盛事。

这件事，李淦觉得刘钰做的相当不错，有些水平。

看起来刘钰打仗也是个好手，永宁寺一战，己方没死一人，砍杀罗刹人百余名。虽然有取巧的成分，但也看得出刘钰还是可以的。

后面又说到抢劫了罗刹的探险队，劫持了几名西洋人，还抢到了一些地图，更是让李淦称赞。

这件事第一封奏折上有所提及，说是发现了个日本人、也发现罗刹在江上造船，所以怀疑罗刹人会顺江而下。既然是探险考察，肯定会有地图，这对国朝加强边疆的掌控和了解大有裨益。

当时李淦就觉得刘钰脑子很好用，却没想到刘钰真的把这件事办成了。送来的奏折里，还夹着十几张已经简单翻译过的地图，罗刹人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堡垒都有明确的标注，这正是眼下急需的。

可心里夸着夸着，味儿就变了。

等看到最后的时候，李淦忍不住骂了一句。

“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