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汉考克穿过那些醉醺醺的人群，来到了正在那宣讲的约瑟夫·沃伦的身边。

要了一杯马德拉葡萄酒，浓郁的彷佛糖浆一样混合了橙皮和蜂蜜香味的葡萄牙酒，是他最喜欢的酒。没有之一。

历史上，他因为走私马德拉葡萄酒，被海关抓住，塞缪尔·亚当斯的堂弟、后来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作为他的律师，赢的了这场官司，由此被视作革命之始。而后马都拉葡萄酒也充满了历史味道，被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时，约翰·汉考克只是单纯地喜欢这种葡萄酒的浓郁香气，是那种不加任何政治正确意义和历史加成的纯粹的对一种酒的喜欢。

和周围的熟人打了个招呼，约翰·汉考克打量了一下正在那演说的约瑟夫·沃伦，在换气的间隙和他微微点头致意。

约瑟夫·沃伦穿着一件很寻常的夹克，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天鹅绒丝巾，这都是很寻常的穿着。

唯独不同的，是他的手指上，带着一个戒指。

一个充满神秘学色彩、但在这里并不需要过于隐瞒的戒指。

戒指上，浮凋着一个骷髅的印记，骷髅的上面凋刻着一支叉开脚的圆规，圆规的开角处是一只奇怪的眼睛。

和往常一样，约瑟夫·沃伦每次说话的时候，都会奇怪地把重音放在介词上，听起来略微有些古怪，但很激昂。

和往常不同的，是约瑟夫·沃伦正在宣讲一本古希腊的书籍。

“理想国想要建成是不容易的，妥协之下，票主政治才是最适合新英格兰的。”

“柏拉图认为，这种完美的票主政体，最佳人数，是5040人。”

“能确保在前面宣讲的人，说的每句话，下面的5039人都能听到。”

“这5040个公民，每个人都很熟悉彼此，在日常中知道每个人的道德、举止、是否值得尊重、信任…”

“共同体的领土应当足以维持一定数量的最有节制的人的生活，但不要再大了，共同体的人口应当能够足以保护自己，反对侵略。”

“5040人，是个完美的数量…”

约翰·汉考克上过哈佛，虽然最开始哈佛教的是神学，但终究他是听说过柏拉图的《法篇》大名的。

柏拉图的学说，在这里被重新演绎，经过约瑟夫·沃伦的重新注释之后，让约翰·汉考克听的频频点头。

但只不过，若是这里驻足静听的是大顺新学派的那群人，不免对这些东西不甚感冒。

这倒不是因为什么民族性、什么传统之类的东西。

而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的意识，是依托物质现实而存在的。

在都是熟人的、万把人口的、有头有脸的人都互相认识、熟人社会的波士顿，讲这个东西，当然是符合此时物质现实基础的。

让一群自小的认知是几亿人口的社会、依靠科举选拔人才、维系统治的大顺的人听来，难免觉得，桃花源美则美矣，却不现实。

老马说过：经济学原则上，很多人把极其相异的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了。

一种，是生产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的私有制。

另一种，是以对他人劳动的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要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在此时的北美这片土地上，以及从此时一直到1830年完成转型之前，实际上这两种私有制，一直是以一种混为一谈的形式存在的。

北美的特殊环境、清教徒的垦耕劳作、广袤的土地、对原住民的屠戮侵占，使得大部分殖民者，都“恰好只有够自己亲手使用的资本”。

正如俄国曾经“既痛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痛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一样。

北美也经历过本质一样的事，只是表现出的形式不同。

老马说：对民众土地的剥夺，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

而垦耕殖民（这里的殖民指的是类似北美这种，而非印度这种），却是土地的大部分，属于民众所有。每个殖民者，都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而仍无害于后来者和他们一样的活动。

这，正是垦殖殖民地的繁荣与痼疾——对于资本殖民的反抗——的秘密。

历史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道路，一路向前狂奔。

伴随着土地逐渐被占满、移民越来越多、后来者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以及更多的没有自己生产资料而只能受雇于人的移民者逐渐增加。

到1830年代，以雅各布·阿斯特，从搞对华贸易积累为美国首富拥有2000万美元开始投资纽约地产为标志。

一场浩浩荡荡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就此拉开帷幕。

那种以对他人劳动的榨取为基础的私有制，用更高的生产力和更符合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了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这便是老马说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必须要把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破坏，必须要把劳动者剥夺，并且以此为条件。

而这个条件，在各国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在北美，是以后续的大量移民、资本占地、逐渐无法容纳完美的小资产者自耕农社会的膨胀人口，在1830年左右达到阈值，最终引爆了南北战争。

这也是后世红脖子和北方之间的历史渊源。

一个是本质上还是保守的小资产者的、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衍生的意识。

一个是以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为基础的私有制所衍生的意识。

只不过诚如老马所，这两种私有制，常被人混为一谈。

甚至于，其实此时，这两种私有制之间的差异已经初现端倪了。因为，此时南方乡村的人均资产，是392英镑；而北方乡村的人均资产，只有200多。

包括后来的翻越阿拉巴契亚山、闯西部、宅地法等等，都是试图延续建国基石。

距离城市越远、距离种植园越远、人越少地越多，这种最开始的传统也就越深。

应该说，在北美建国尹始时候，由此时的垦殖小生产者私有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打越来越多的补丁。

熟人社会的社区、基层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衍生出的自组织；与帝国本身、大资产者的利益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裂痕。

本质上就是扭曲了这两种私有制、统归于“私有制”这个概念所产生的扭曲。

写“经书”的时候，是小生产者、自耕农、每个劳动者都能获得自己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时代。

这种经书到了新时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这是必然的。

一个需要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劳动力、更密集的资本；一个需要适当的人口，都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但又需要加一个仍无害于后来者的前提。

某种意义上讲，大顺这一次非要瓜分北美，也算是一种促进历史的进程。

西部的土地被占、南部的土地被占、北部的土地被占，十三州所能容纳的“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的人口基数阈值就越少。

换之，用不到1830年代，被剥离了生产资料而足以发展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人口，就会出现。北美的工业化和打破小生产者所有制的工业大发展，也会极大提前。

百十亩地十头牛，谁去工厂打工？

大顺绝不会允许东海岸人，翻越阿巴拉契亚山，去寻找新的垦殖地，以确保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土地。

因为大顺也正在用类似的方式，试图让西海岸的大顺人，拥有自己的垦殖地。

这种垦殖殖民地的繁荣与痼疾——对于资本殖民的反抗——的本质，就是此时约瑟夫·沃伦宣讲的这一切东西的经济基础。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很符合此时北美东海岸的经济基础，以至于是那样的诱人、那样的符合此时人们对于理想国的设想。

它不是错的，甚至不是不合时宜的。

但它的问题，也偏偏在于过于合时宜。

因为大顺的出现，和刘玉试图以金矿引诱跨太平洋移民的想法，使得这种“时宜期”，大大缩短了。

不管怎么说，此时约瑟夫·沃伦讲的这些，是好事。也是一个基于此时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的正确选择。

当然，这也有利于大顺这边卖货。小生产者、自耕农的消费能力，还是很高的。

请：m.tangsan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