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发火也只是在朝堂上表达一下态度，吏治问题基层糜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时候谁要说真能根治，纯粹放屁。

借这个态度，不过是给改革派壮壮声势。日后再慢慢收拾，毕竟前朝太祖皇帝的故事告诉李淦，靠杀人是杀不好的。

现在盐政改革派、反改革派、以及刘钰这样的混在其中的造大反一派，彼此之间既有争斗分歧，有时候也会在一些问题上一致。

现在三方明眼人，都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晒盐法配蒸汽机提水，已经解决了困扰历朝历代盐政的生产不足问题。

反改革派在生产问题上和改革派对抗，是毫无胜算的。

双方唯一有可能分出胜负的地方，就在盐区的“边远地区”。

盐政两大难题，生产、运输。

生产问题解决了，边远区的胜负，决定了淮南盐改的深度。

对总承包商，盐引囤积商而言，虽然生产充足会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但最大的损失还是取消总承包商制度、取消盐引分区制度。

斗的方向，也就要把握在这个范围内。

即，证明在边远地区，这一套反垄断法拆分的改革，会适得其反。

所以，今天朝会上为什么要提到江西？因为这就是个模板一样的“盐区边缘省份”。

但同样是盐区边缘省份，内部也是有区别的。

江西，其实距离淮南产盐区不算太远。江西的边缘，来源于江西私盐泛滥，或者说来源于从明中期开始的闽粤对外出口，导致的商路携带闽粤私盐问题无法解决。

可现在，江西问题，伴随着贸易中心北迁，实质上已经完全可以解决了。

故而，反改革派的大臣立刻反对拿江西做实验。

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在生产问题被晒盐法和蒸汽机提水解决之后，盐政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物流问题”。

越远，改革派改革的效果越难体现，也越容易出大问题。

江西伴随着海外贸易，已经不算“远”了。

那么江西不能做角逐场，应该选哪？

发完火后的皇帝，便点了林敏的名字，劈头盖脸先是一通输出，然后问道：“卿既管两淮盐政，兴国公大谈垦荒，虽和盐政相关但终非其本业。依卿所之见，这盐政问题到底出在哪？”

林敏对本职工作还是熟悉的，但皇帝在问之前先对他进行了一番言语输出，他也索性只能把大顺的烂伤疤揭开，把事情说明白了。

江西盐政问题，既然已经引出来了地方和中央的冲突，那么也不差他说的这些真相了。

“回陛下。江西盐政崩溃，非在一时。”

“之前历年，江西盐政估算引额，约在25万引。折每引350斤，则每年需盐8000万斤。”

“然而历年江西的官盐实销，只在50上下浮动。最高年份，也只销了55。”

“但实际上，江西百姓又不缺盐。”

“江西一省，各处私盐泛滥。”

“而私盐最泛滥之处，在吉安府。”

“臣斗胆，以吉安府为例，说清楚江西盐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皇帝示意许可，确实，江西每年的盐引实销都在一半左右，早已经是个老大难问题。

林敏便用吉安府的例子，把这件事彻底讲明白了。

原来，吉安府的盐，是归广东的，吃的是广东盐。

明末大乱，还涉及个收复台湾府的问题。

广东、福建那些年始终是前线，拉锯、海战、登陆反登陆、劫掠反劫掠，大顺打的又是保天下的旗号，既没法勾搭荷兰人，也没法勾搭葡萄牙人。

战乱，导致食盐产量锐减。

广东、福建的盐产量锐减，又牵扯出新的问题。

比如吉安府，原本是广东盐区的，朝廷收税得考评官员，考评官员肯定要涉及税收。

涉及税收，就得涉及官方督办把盐卖出去。

盐业专营，专营意味着朝廷必须以行政力量，保证专营，即保证专营垄断商人获得利益，否则谁花钱缴税买盐引啊？

广东、福建作为两岸对峙前线，食盐产量降低，这几乎就是明晚期，两淮盐政“有引无盐”的翻版，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现在的淮北盐政改革，即便改革前的政策，也和之前不一样。

而之前，闽、粤等地的盐政，是商人到府、州、县承包，然后拿到承包单据后，上面报总账，按照承包额，再放引。

问题是广东的盐产量即便不降低，也还是缺盐的。

为何？

因为这又关系到人头税、盐税问题。

人口越多，要缴纳的税越多。

要缴纳的税越多，地方官完成的难度就越大。

考评要是连税收不都不考评，那还考评个屁？

隐匿人口在税法改革之前，对地方官是有利的。

人头税倒是还好，也甭管是隐匿的就不收了，还是地方上做假账、给朝廷账目上的人头税交齐剩下的自己分了，那都无所谓。

关键是盐。

隐匿的，只是账本统计上的人头。

可不在账本统计上的人口，也是要吃盐的。不是说不往账本上统计，这个人就不用吃盐了。

本来就因为战争前线的缘故，盐产量降低了。现在又有大量的隐匿人口要吃盐。

盐商是脑子多抽抽，不去距离盐产区更近的地方卖盐，却跑到吉安府卖盐去？

再说，隐匿人口吃的盐，必然导致官盐的产量降低——得把很多盐产量报成私盐，隐匿人口只能吃私盐。

吃官盐朝廷就算再笨，也会感觉到不对，几个人啊怎么吃这么多盐？怎么，别的地方都是一人一年吃五斤盐，这江西人是特殊材料做的，一年吃40斤盐？

这就导致，引多、明面的盐少。

吉安府的商人压根不去买引。

商人不去买引，上面考评难道管得到商人？

上面自然是狂喷地方官：你们干什么吃的？盐引都招不出去？你们这治理能力有问题啊，升官？升个屁！

而当时的两淮盐，因为是大明袁世振纲盐法最早实行的地区，和广东福建的老办法又不一样。

两淮盐的负责制，是这样的：总承包商拿盐引，销售商买引。觉得那个市能卖100斤盐，那就买100斤的引。地方官的责任，是这100斤交了税的盐，能卖出去。而那个市，按照人口算，其实能吃500斤盐，但这就和地方官关系不是太大了。盐税只和承包商挂钩。

而广东盐区的责任，是：你这地级市多少人？一人按五斤盐算，你们市100个人，你需要在你们市卖500斤盐。这500斤盐，编号，你们地方官负责找商人来买引，买引之后，核算汇总，去盐区排号拿盐。盐税和地方官直接挂钩。

战争前线、考评、隐匿人口导致缺盐等等问题，加在一起，使得吉安府的地方官选择了“用脚投票”。

广东盐区的政策，配上考评、和海峡对峙盐业被影响的局面，就是个死局：

人口天天不增加，咋治理的啊？啥水平啊？人口都不增加，还想升官？摆明了是行政能力不合格啊。差评，别想着升官了。

人口增加，人口考评倒是上去了，那盐引考评又掉下来了。咋整的啊，能卖500斤盐，结果连100斤的引都卖不出去，你们这是咋处理地方和商人关系的？差评，别想着升官了。

而两淮盐的政策，恰恰是吉安府的地方官员喜欢的。

盐税，和地方无关了，是朝廷——两淮盐政使——总承包商——次级承包商的责任。

是否承包吉安府的盐，那是两淮盐政使和总承包商、次级承包商的官司，你们玩去吧。

我们地方官只负责一件事：你们运进来100斤盐，我保证你们这100斤盐能卖出去；你们傻呵呵的运进来500斤盐，等着破产吧，既然无奸不商，自然不会有商人运500斤盐进来。

这责任，可就比以前“统计人口、计算盐引、本地招商、缴纳盐税”这一套小多了。

所以吉安府的地方官迅速达成了一致，上疏朝廷，用“广东产盐不足”为理由，要求归两淮盐区管。

户政府那边讨论了半天，同意了。

整个吉安府的官员，可谓是长松了一口气。

这个办法有没有问题？

问题大了去了！

完全违背自然规律，吉安府是离广东福建近？还是离着两淮近？

日后必然是广东盐、福建盐泛滥。

但，王八蛋才当几十年的地方官呢。

当时的问题，当时解决了。

以后的事，和当时的地方官有什么关系？

于是吉安府在并入两淮盐区的那几年，地方官的政绩是蹭蹭蹭的暴涨。

各县官员，果断重拳出击，打击私盐，顺便还把这些年藏着的一部分人口给统计上去。

几年之内，当地的地方官考评全是上等。

人口增加、盐商销售满意，果然有能力，赶紧提拔！

等那段时间过去了，日后的麻烦也就来了。

两淮盐在吉安府，终究是干不过闽粤盐的，严查走私也只能管一时，可管不了一世。

但，等着吉安府的官盐销售不畅、走私盐畅销彻底让官盐崩盘的时候。

当时吉安府的地方官早就不在吉安府了，该升官的升官了、该退休的退休了。

而朝廷这边，抓责任都不好抓。

谁的责任？

对一心升官的地方官而言，我的责任，就是盐商在两淮承包了多少引，我负责把这些引卖出去。是盐商不买吉安府的盐引，那和我有啥关系？

对有良心的官员而言，这盐铁专营政策，本就是汉武遗毒，早该取缔了，走私贩子来贩私盐，开个口子就是了。

对总承包商来而言，自己手里捏着盐引，直接和产盐的沟通，搞点小手段卖点私盐、提升盐引承包价，就能挣钱，吉安府官盐能不能卖出去，关自己屁事？隐匿了那么多人口，盐还怕卖不出去？

对次级承包商来而言，这吉安府的官盐不好卖，爷不去不就完事了？非得去啊？盐税是总承包商和朝廷对接，关我们屁事？真当我们小盐商是为百姓服务的？非得赔本也把盐卖到边远地区？

对老百姓来而言，官盐那么贵，我得多忠于你们老李家，放着便宜的闽粤私盐不吃，去吃两淮官盐？宁吃四十文一斤的官家盐，不吃十四文钱一斤的私家盐？况且吃得起吗我？

林敏借着这个机会，直接把大顺的这些烂伤疤揭开，意思也非常明确。

盐政改革，不是个简单的改革。

这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而已，用不着大加惊诧。

盐政改革，是要涉及到生产、承包、运输、销售、缴税、考评、乃至于盐区重新划分的整体改革。

搞小淮北、甚至小淮海的盐政改革，压根就是修修补补中的低级修修补补。

既然都改到了这种程度了，就应该直接大改。

虽然都是修修补补，但手臂都快烂掉了，还琢磨着找扬州修脚师傅修灰指甲，这不扯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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