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荷兰人并没有对此再说其余的话。

既没有叫嚣着这是对自由贸易的玷污，也没有当即怒发冲冠表示荷兰不能接受要派舰队来。

荷兰人又不傻。

相反，荷兰人内心还有些小激动。

他们认为大顺这边是对荷兰妥协了，因为刚才说起的天朝边界，并未包括南洋。

南边最多也就是一个越南。

虽然损失了日本的贸易，可对荷兰而言，对华贸易和东南亚的重要性，是远高于日本贸易的。

而且荷兰现在也有求于大顺，不只是贸易，还有南洋华人的问题。

对日一战，大顺海军虽然荷兰人依旧看不上眼，但其出动的吨位上，已经超过了荷兰在东南亚所能调动的军舰数量。

可能素质要差一些、经验远远不如，但更可怕的是大顺的陆军。荷兰人自认是打不过的，而且远远不如。

原本计划着快刀斩乱麻，直接把巴达维亚因为蔗糖贸易出问题而“多余”的华人奴工屠掉了事，现在也不得不考虑大顺的态度。

荷兰人希望捏着日本贸易的事不放，从而让大顺官方出面，派人前往南洋，做“保人”，让当地的华人信服荷兰人只是将他们迁徙走，而不是要将他们在半途扔到海里去。

现在谣言已经很多了，原本就雪上加霜的蔗糖种植园经济，伴随着萨菲波斯的崩溃和大顺对日开战断开了日荷贸易，更加的雪上加霜。

原本是荷兰人希望压榨华人，让每一个华人都缴纳人头税，从而增加收入。

后来则是默许高等华人，用荷兰人吓唬同胞，没有居留证就要被荷兰人抓去做苦役，从而迫使奴工接受极低的契约奴回报，降低蔗糖成本。荷兰人即便低价强制收购，甘蔗园和糖厂依旧可以运营。

但今年出货量骤减，甘蔗园一个个撑不住了。有些甘蔗园的园主不想养闲人，或是将那些同胞奴工扔出去自寻生路，或是主动前往荷兰总督那报备希望荷兰人把那些甘蔗园的奴工抓去服苦役。

可荷兰人现在不敢。

一下子要承受这么多人，肯定要出乱子的。

抓十个八个的去服苦役、杀鸡儆猴还行。一下子抓七八千、一两万，荷兰人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必要动乱。

这种情况下，再纠结日本贸易是不明智的。可以日后再想办法，也可以日后悄悄走私或者私下和日本接触，但当务之急是大顺赶紧派人去当“保人”。

大顺又不要那些人，不准荷兰人把他们送回福建。荷兰人觉得自己现在简直坐在一个火药桶上，而且随着之前那个白痴一般的船长扣押瑞典船强行检查、导致南洋华人看到大顺也有远航大舰之后，这个火药桶可比以前更烈。

现在大顺说的天朝边界，暂时不包括南洋，荷兰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至少，双方还有谈判的机会。

于是，荷兰人在问完这个问题之后，说道：“荷兰国会遵守天朝的一切法令和规定，尊重天朝的边界论。并且绝对不会传教。我们认可中国的道德是最适合天朝的。”

荷兰人率先表态，刘钰也不惊讶。为了和日本贸易，荷兰都编造过“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烧圣母像”的故事，贸易大于一切。

荷兰先点头同意，其余各国使节也就不得不同意，而且是全盘同意。

否则那就等于是主动让出中国，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全部的对华贸易。

法国虽然是天主教国家，虽然在内部打击异端，甚至严禁新教徒去往殖民地，在殖民地也搞改土归流的教化不得他信，他中法之间既已结盟，又牵扯到瑞典对俄开战一事，法国根本不在意。

俄国虽然不走海上贸易，但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毛皮、大黄官营炒作——大黄在欧洲的神奇疗效，历史上就是俄国人炒作起来的。

而且双方界约未定，刚刚打过元气大伤的俄土战争，瑞典又在酝酿进攻。勘察加的海象皮，还要借道黑龙江水运，大顺是无求于俄国，俄国却有求于大顺。

英国人虽然盼着荷兰和大顺闹僵，但显然荷兰人没有那么傻，相反日本贸易受损的荷兰居然还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的，英国人悔恨自己没有抢先，当然也不会反对。

这个时机捏的确实很准，换个时间段，让他们承认中国的势力范围容易，可要让他们承认《圣经》不是天地间唯一的法则，估计很玄。

在各国使节都同意大顺这边的说法后，很快就有官员捧来了几份条约。

与各国的条约，都是一式两份，看来早就已经拟定好了。

刘钰扫了一眼条约的内容，无非就是让各国承认天朝的边界，同时也承认齐国公的那一套“天理不普适论”。

前者容易理解。

后者则是为大顺的禁教，找了一个理论基础。对内是为了防止有人故意借着禁教，将实学和宗教混淆；对外，则是预留出了天朝将来的边界拓展，以及制造一份书面文件，迫使西洋各国承认《圣经》不具备普适性。

因为…这条约，是要印皇帝的玉玺。

外交对等原则下，对面的印章也必须得是国王印，而不能说是外交官私自印了了事，将来让外交官背锅即可。

事已至此，“上帝”在这一刻，只能靠边站。

李淦自己也扫了一眼条约，又将目光转向群臣，看着群臣多有心中不服的、多有难以理解的，甚至也有觉得天朝亡了的，心中不由叹了口气。

心想朕之用心，你们如何能懂？你们以为朕反名教？其实朕之用心，才是真正为了名教长存！

若大义制度为天下最优，唯有一路领先方可。一旦不领先，所遭的反噬也就极大。

古人云：物极必反。你们如何能懂其中道理？

朕观西洋诸国，皆后起之辈，然其富庶亦不下天朝，实学手段亦强。

今日说名教道德，普适天下，是为真理。明日若不如人，那便是人人皆反名教，人人以为名教全错。

而若说各处的人不同、环境不同，便适合于不同的道德、法度、制度。将来纵西洋强势，亦可言：大顺自有国情在此，西洋之强，用之于顺，则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未必有用。

亦或者…李淦不免想到外交部翻译的一些西洋典籍，其中反帝反礼法之论多有，且多能蛊惑人心。

这些东西，可比在闽粤等地搞出殉教的天主教要可怕的多、严重的多。

刘钰并不知道李淦的出发点是这个。

是真正开眼看世界之后，看到了西洋学问里一些对皇权有极大威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不但可以自圆其说还颇能蛊惑百姓。

除此之外，李淦还看到了大顺的一个特殊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大顺放弃朱子学，当初扶植更为激进、霸道更重的永嘉永康之学所引起的。

朱子学是，我可以弱，但天理和强弱无关。

而正如大顺的大儒在明末大乱中的反思，评价永嘉永康学派道：“使文毅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宋、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

陈亮死后的谥号是文毅，永嘉永康学派的一处理论，便是“义理要通过功利来体现”。

本意并不是说，你的道理是不是对的，要看你强不强、富不富，否则就是空谈。

但义理一旦不和功利对立，很容易被歪曲成上诉的说法。

正是这一套东西，也就导致了李淦看到了大顺的一个特有的危机。

如果，放弃了朱子学的空谈义理，空对空，而讲实绩。那么，如果你不够富、不够强、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义理本身错了？

一旦义理和功利实绩绑定在一起，那么义理本身就不再是不可触摸的神圣空谈。

在之前，这个理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中华统一，那就是天朝，所以义理神圣，不会受到任何的挑战。我为天下最强，所以我的道理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之所以强是因为我的道理。

这是个死循环，只要最强，这个死循环就能无限循环。

但现在，世界的范围扩大了，西洋人来了，义理本身已经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摆在李淦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复奉祀侯为衍圣公、请回理学、废弃功利永嘉永康学派、将儒家改造成儒哈比，谁改革谁就是奸贼、数典忘祖，闭关继续维持天朝上国的概念。义理全都空谈，和功利没有任何联系，哪怕被人打成屎，也不是义理有问题，蛮夷再强大那也是蛮夷。

要么，就只能想另外的办法。

在刘钰暴打了日本、杀鸡儆猴之后，李淦权衡之下，最终没有选择复奉祀侯为衍圣公、请回理学。

而是选择了这么一条允许容错的理论。

哪怕将来暂时落后了，不是圣人之学以及配套的礼法制度出了问题。西洋的制度理念只适用于西洋，放到这必定水土不服，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

就像是唐宋时候，儒学面对佛教的冲击，不得不搞出了理学的宇宙观，终于站稳了脚跟打败了佛教，再也没有出现唐时逼得韩愈上《谏迎佛骨》的状况。

而现在，面对新的冲击，在放弃了以耶补儒之后，只有在冲击中找到别的办法继续维系。

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朝一整套的文化、道德、制度、理论，在义理和功利不互斥的官方意识形态下，不可败、只能胜，甚至不能落后。一旦落后，不只是藩属质疑天朝，更是体系全面崩塌。

只是，放眼四周，李淦心中也多无奈。

像刘钰这种人，根本对名教毫无理解，纯粹的霸道功利。

像忠臣那种人，只对名教理解颇深，对外面的东西看都不看。

以至于弄到现在，自己搞出这一套东西，明明是为了保名教的，结果深谙名教的反对，反倒以为他这个做皇帝的向着刘钰这一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