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重工业，搞大基建、挖运河、修铁路等等这些，就得有钱。

如果说，金银就是钱。

那么大顺整体上倒是真不缺钱。

可钱怎么才能往重工业上跑、往基建上跑，这是个难题。

就算是，解决了国内土地交易的问题。

还要考虑，大顺对外扩张，拿下来殖民地和市场，钱为什么不往殖民地跑呢？为什么不往轻工业上跑呢？或者说，为什么不往外面跑呢？

历史上，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荷兰人的钱，使劲儿往英国跑。英国的钱，使劲儿往北美南方州跑。法国的钱，更是四处乱跑到处放贷。等到美国发现金子后，欧洲的钱又蹭蹭地往北美跑。等到澳洲和美洲的金子开挖，东印度公司被迫放弃金银复本位只准银本位后，白银又蹭蹭地往印度跑。

资本逐利，这是本性。亦或者说，这就是无形之手的内核。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印度某地产棉花，但是在内陆，需要一条运河才能把这些棉花运到港口。

而大顺的黑龙江畔，其实是片上等的处子地，只靠开垦起来，价值倍儿高。

那么，假设完全的无形之手。

松苏的钱，现在是会跑印度修运河呢？还是会去跑松辽分水岭修铁路？

再比如。

之前刘玉的黄河河道迁民政策，所需的大量的资金。

而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用那个“泡沫公司”的名字，就足以解释了。纯粹就是用高回报率的“欺骗”，来骗的一大堆本金。只不过，因为北美西海岸真有黄金，所以这么泡沫最后没炸而已。

那要是没有黄金呢？

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骗局、托利党的南海公司大忽悠，最后结局是什么？而他们能吸纳那么多的资金，靠的是“伟大的开拓和冒险精神”？还是靠约翰·劳承诺的18的超高回报率？

所以，李欗肯定是想过这个问题，并且刘玉的扶桑移民政策做了一个“好”榜样。

于是，李欗琢磨的重工业的启动本金，就得靠“强制”的“赎买费”。

说白了，其实就是靠“地租”来启动。

无非是，这笔钱，理论上是地主的。

而现在搞赎买。

这笔钱，朝廷代收。收了之后，也不把本金给地主，而是一年给个5的利息，爱要不要，本金二十年以后再说。

但其实，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呢？

农民。

其实，这个改革的思路，和亚历山大的农奴制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甚至于拿破仑三世的消灭贫困的构想、英国的圈地运动等等，往内里看，其实差不多。

都是，通过一些手段，让资本，集中起来，集中给到一些人或者一些群体，让这些资本在特定的产业上发挥效果。

区别就是。

俄国的农业是真的次、农业生产水平是真的差。亚历山大和斯托雷平的那一套，是让地主富农迅速拿到钱，让他们搞农业生产，提升农业。怎么让地主迅速拿到资本？农奴赎买、农奴退社、低价卖地、国家贷款。

农奴赎买的钱，资本集中给地主富农，搞农业大发展，资本流向农业。

而大顺这边，农业真的强、农业生产水平是真的不差——至少，现在是真的天下无双——所以，李欗不想让钱往农业上跑。

而是让佃农赎买的钱，集中给一个特殊的存在，往基建和工业上跑。

简言之，产业发展，需要资本。

不管这产业是农业、棉花、羊毛、矿产、冶炼、基建，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产业。

那么，你想种棉花。你想发展棉花产业，就得让资本，往农业资本家手里跑。

你想开矿，那么你就得想办法，让资本，往矿主的手里跑。

总之，你得出个政策，让资本集中起来，往某个产业上跑。

这里的资本，既包括说现金、钱、金子、银子，当然也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

比如说圈地运动，土地到底是谁的，其实说不太清楚。你说是乡绅贵族的？但实际上，农民又有类似“永佃权”的玩意儿；还有一些公地，大家都能在这割草放羊喂牛，你凭啥说这是你的？圈地运动，就是把公地确定成私人的、把类似“永佃权”的玩意儿扔掉，把资本，集中起来。

资本集中起来，才能迅速发展。

那么，李欗觉得，要解决大顺的问题，得把注，压在基建、压在重工业上。

所以，就得出政策，让资本，想方设法往重工业上集中。

资本又未必是钱，钱不过是一般等价物。农民出粮食赎买土地，粮食亦可算是资本，毕竟修路工人、挖运河，也得吃饭不是？

这倒不是说轻工业、贸易什么的，就不发展了。

不是的。

而是，大顺在实际上已经拿到了殖民地、海外市场、南洋印度原材料的情况下。

这个，靠“无形之手”就行了，

你压根就不用管，大量的资本肯定会自发地往纺织业、茶叶、海运、印度棉花圈地等方向上跑。

怎么说呢，就跟大顺之前，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土地兼并”。那么，你压根不需要出任何的政策，土地就会“自发”地兼并。

相反，你想要“抑兼并”，你才要出政策。

简言之，轻工、贸易、商业劫夺，这些东西，在已有的条件下，不需要政策扶植，资本就会往那跑。

而重工、基建、运河、矿业、冶炼、机械这些东西，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回报率低，这才需要想办法，让资本往这上面跑。

政策也得看实际情况。

比如说，你想让资本往重工上跑，也不是不能学刘玉搞黄河河道的政策——许诺百分之十几的年息回报、政府背书。

你看，刘玉的泡沫公司，很快弄到了许多的白银。

问题在于，你鼓吹百分之十几的年息回报、政府背书什么的，挖金子行，且真的有金子，当然可以鼓吹。

刘玉敢学约翰·劳，敢学南海公司，最终泡沫居然没炸，不是因为他比约翰·劳更懂金融或者诈骗、亦或者刘玉手段高超。

而是因为，北美西海岸真的有大金矿。

就这么简单。

但搞重工业、挖运河、修铁路什么的…你鼓吹百分之十几的年息回报，这不是肯定要炸吗？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给出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今年把本金吸来了，明年咋办？后年咋办？

那就得想办法，用强迫的方式了。

而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老马说：天子啊、皇帝啊，万民之父，总想扮演一切阶级的恩人、家长。甭管说地主，还是小农，还是商人，还是士人，似乎天子皇帝，都要“一视同仁”。都是“儿子”，天子皇帝都是爹，理论上不得一视同仁嘛。

但是，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

所以，问题不在于李欗琢磨着发展重工业。

问题的关键是，李欗居然想的，是从地主身上弄肉，而不是琢磨着去从先发地区的商人、资本家的身上，弄肉。

这，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首先，是屁股的问题。

老马讽刺皇帝、天子这一套，说的是就算嘴上说要当所有人的家长，但实际上还是有阶级性的。你不从一个阶级拿东西，怎么给另一个阶级？

是以，文彦博的屁股，就坐的非常正：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而到了乾小四，这里不提那些令人作呕的满汉之分的问题，嘴上说士农工商皆朕之民。等着有人真上书说限田的时候，他就只能说再议、再议。显然，他也知道，屁股应该坐在哪。

而李欗，则是考虑“钱从哪来”的时候，下意识地就琢磨着，从地主身上弄。

虽然说，这钱本质上是农民出的，但动的是地主乡绅的利益。

这是一点。

第二点嘛，那就更加有趣了。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

说是忠君爱国的洪承畴被俘之后，嘴上嗷嗷叫着要当文天祥。完后皇太极就让范文程去看看，范文程扯了几句澹，发现房梁上的灰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赶紧把灰给掸开了。范文程回去就说，这逼肯定不想死，真要想死，衣服上落灰还赶紧擦擦？果然，不久，剃发而降。

放在李欗在，刚才的这番回答，其实也是暗含了一下东西。

刘玉肯定不能问李欗有没有野心，李欗肯定也不能说自己到底有没有野心。

但是，在询问对未来看法的时候，李欗脱口而出的办法，就是要从地主身上割肉。

那，这仔细品品，不免滋味无穷。

地主乡绅，他们有地产、有土地、是先行制度的绝对受益者。

所以，他们是支持稳定的。

绝对意义上的保守派。和实学派里分的保守激进两派的分法，不是一个保守的意思。

太子正常接班，他们肯定是支持的。

李欗要是想搞点什么事，他们肯定不会支持：人家太子有大义、有名分、而且还意味着稳定，凭啥要支持一个缺大义、少名分、甚至很可能政策过于激进的人？

换句话说。

如果李欗想要搞点事，靠谁？

地主士绅，肯定是靠不住的。

不管怎么样，都靠不住。你给出的政策，难道能比太子给出的更让地主满意？显然不能。太子就是地主乡绅这群帝国体制的保守派，他们支持秩序、支持稳定。

稳定的秩序，本身就是一切。

那皇家都玩上不讲尊卑有序、不讲等级制度、不讲规矩了。那这秩序一破坏，低下的农民也跟你玩什么“天地翻覆”咋整？

是以说，哪怕说，对地主的政策无甚变化。

出于“规矩”本身的考虑，规矩的绝对受益者们，也即这些地主乡绅们，也不会支持这种破坏“规矩本身”的行为。

已有的“规矩”，其本身，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换句话说，假如李欗有野心，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反正，地主乡绅也不可能待见我。那我朝他们脸上吐口唾沫，和扇一巴掌，这也没啥区别嘛。

那我要是能从他们身上割点肉，给别人，是不是别人还能念我的好、支持我？

或者说。

不管李欗到底有没有野心。

但他的自身条件在这摆着，琢磨着要扇地主一巴掌、揩地主点油，这是假设有野心的基础。

反过来，他要是连这个都不敢想，那么可以证明他绝无野心。

而现在，固然说，他这么想，就未必有野心。

但至少。

莫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