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是好事。既是朝廷遣你监管，商人们需得见到利润攀升才能支持监管。只要英人不废茶税，这对朝廷加强对这些商贾的管控，也有极大的好处。”

齐国公想了一下又笑道：“总不能指望着一群才知道这西洋参不是产自酷热南洋的人，去和那些搞了一二百年贸易的老油子对抗。要是指望他们对抗，非要把老本都赔进去不可。”

“我此番去欧罗巴，所见所闻，只觉若论对产业经济之管控，欧罗巴有大宋之风，本朝万万不及也。法人之统制经济，方有可能出荆公这样的改革，我朝是做不到的。”

“禁海之策，我看这东西方区别倒是不大。丹麦英法等国亦禁自行前往亚洲贩卖，而得垄断之利。其与前朝三宝下西洋而又禁民间片帆下海内帑独得香料之利，有何区别？”

刘钰对此并不是完全赞同，但想来以齐国公自小接受的教育，能看到这一步亦算是难得了。

但齐国公有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各国其实都在搞某种程度的禁海，都在搞垄断，而且都是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的。

欧洲人，尤其是新教国家，自来双标且无耻，这一点刘钰这几年多有领教。毕竟最先收拾的荷兰，就是个新教国。

我可以禁海禁私人贸易、我可以航海条例、我可以禁止你们的货船在我国卖货。

但你不能不允许我们收货，也不能不允许我们割让你们的舟山、抢澳门，否则你们就是有罪的。

这种思维方式，不只是此时大顺人难以理解。

就算到了后世，中国人依旧难以理解。

以至于一些人读到后续屈辱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只要开放贸易，英国人就要乐开花了，就不会打我们了”。

先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但现实却是英国连续两次出台禁止东方棉布法令；最高征收了220的茶叶关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任何非公司的东方货船直接击沉。

所以这件事的本质，就是真的被忽悠瘸了。

相信他们有一套非双标的、统一的、普遍的评价标准。

老马在1840年代就说，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本质，就是一种垄断。一旦当“自由贸易”威胁到他垄断的实质时，他将必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自由贸易”。

鸦片战争的根源不是因为自由贸易，而是因为“清政府禁止种植罂粟”，使得外部鸦片可以造成实质上的垄断，因为本国不让种。

刨除掉鸦片的罪恶属性，如果单纯把其看做商品，一旦放开随便种，一个四川省就能打的英国货没人要，事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甚至都不用四川出马，当时一个云南就够了。

就像是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在国会上控诉在此前二十三年间，公司被强制往中国销售的纺织品和五金，为公司带来了1688103英镑的损失。

公司董事可是在国会上的发言，总不可能20年国会的人39年就全死了吧？

所以英国人知不知道就算零关税，他们的纺织品和五金也卖不出去呢？

还是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要找个自由贸易的理由卖实质垄断的鸦片呢？

奈何老马1840年代说的一针见血话，后世百余年依旧没人听，也没人信。反倒是先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以至于挨了顿打。

好在看过老马的书的某格鲁吉亚人反思的结果，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绝不愿意”。

总算没反思成因为不自由的贸易所以挨打活该、打得好。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禁止鸦片呢？

马戛尔尼能成为使团代表的原因，是他前面的查尔斯·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死。

而卡斯卡特使团来华之前的首相训令中，明确指出如果商约中规定不得运输鸦片，你必须答应。千万不要冒着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风险，来抗争这方面的‘自由’。

我们在孟加拉的鸦片，应该在东部海面‘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上’寻找出路——什么叫“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呢？只能说，不愧是出过莎士比亚的文字，可以把走私说的这样委婉，别具“朦胧美”。

假如割让给我们建立商栈的土地，应该选择在北纬27度到北纬30度之间，因为听说优良的茶叶就产在这个纬度区间所以英国人很清楚鸦片贸易是被禁止的，不但清楚，而且清楚的那种清楚，所以才要选择“东部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这边纺织品卖不出去呢？

当然知道。

但为什么还能卖出去呢？

因为一个字。

1767年，东印度公司曾找到供货商潘某，说如果你能把呢绒卖掉，我可以从你这收茶叶，不从别人那收。而且给你加价，每担茶叶给你加一两银子。

潘某算了算，就算把这些呢绒赔钱卖了，只要英国人从自己这里拿茶叶、而且每担茶叶多给一两银子，那么自己还是赚的。

所以历史上潘某靠着这种卷，卷到被《COTEPARIS》评为18世纪初世界首富，家族白银能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英法舰队。

至于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涨价呢？

这…大概也是中国这边的资产阶级的特色吧。所以新井白石在长崎，用个简单的二桃三士之计，就能挑动的宁波帮、漳州帮、福州帮放弃铜的定价权，让给日本定价。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一群非得有个强人扶着的阿斗，缺了铁腕强人用皮鞭抽打，就是全世界最费拉的布尔乔亚。

为什么东印度公司非要带呢绒呢？

因为要讨好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免得他们再攻击公司是买办，所以宁可赔钱也要带呢绒，大不了从茶叶上找补嘛。

好比你是议员，你又是开呢绒作坊的。你跟东印度公司说，你不带我的呢绒去中国，我就在议会提提案，说你们是买办。那还能咋办？带呗。

于是，纺织工人有了工作、工业资本往中国卖出呢绒、在议会上放东印度公司一马、东印度公司一边说自己赔一边赚了钱、茶叶供货商潘某也卷赢了同行成了18世纪世界首富。

大家貌似都赚，那这里面的钱，到底是谁出的呢？

看似是喝茶的英国人出的。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

就算东印度公司没有承担呢绒赔本销售的义务，他就会良心发现降价吗？有些东西的价格不取决于成本，而取决于购买者能出多少钱。英国济贫法的房补，就是个绝佳例子，房补加多少，房租涨多少。

里面唯一遭受损失的，是中国的纺织工匠。

本来正常价格的英国纺织品没人会买的，但架不住有人赔本卖啊。

谁他妈能想到，1767年在中国卖的英国纺织品，比他妈在伦敦工场的出厂价都低？

英国政府为什么明知道茶叶贸易导致白银外流，还要在查尔斯·卡斯卡特使团训令中，将茶叶贸易放在第一位呢？

因为那时候，茶税每年能为政府提供325万英镑的税收，已经不少了，折合1000万两白银，够三年辽饷了。

这和现在大顺逼着日本开关，幕府明知道“金银如骨，不可再生”，但依旧支持的原因一样。因为能给幕府提供巨额的关税收益。以建立起对其余诸侯的绝对优势。

当撕开隐藏在外面的迷雾，看到本质之后，很多事要解决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不是卷吗？

那就一步到位，直接“充分竞争”到垄断的地步，垄断之后还怎么互相卷？你能搞独家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我便搞不得？

不是双标吗？

那就去荷兰质问为什么荷兰能在中国建商馆，大顺不能在阿姆斯特丹建商馆？因为议会的法律授权是神圣的？那简单，天子的授权也是神圣的，打一顿夺回南洋占据锡兰侵入印度，一波把荷兰势力从长崎推到波斯。

不是非要买茶捆绑呢绒吗？

那就垄断，把小商人全压死，要买茶叶拿现银，呢绒一件不要，就算海军用也只买法国人的。你要能从别处搞到茶叶，明儿当地的地方官就得被穿小鞋，国公带着节度使都去打招呼了，啥叫官僚对上负责制啊？

不是鸦片要寻找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吗？

直接先来个鸦片案，明确告诉英国人，别找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了，否则大顺就要闭关锁国啦，高呼白银不是财富而国民财富是总生产品。

他这一手以魔法破魔法的手段，当然需要朝中的支持。

至少，对“联法反英”的政策要绝对支持。

实际上，以此时国内来看，单纯从贸易角度讲，英国是个远比法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英国茶税，更是会让皇帝在内心天平上产生某种游移——如果英国取消茶税，扩大了茶叶销售，皇帝为什么不学宋朝制度、或者俄国大黄专营制度，把茶叶对外出口全捏在自己手里，专卖给英国呢？英国茶税都能收1000万两每年，大顺皇帝捏死茶叶专卖权，也不能少赚吧？

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皇帝又拿到了高额茶叶贸易利润，为什么要和英国开战呢？法国人搞国产替代，穷吊一个，啥也不买，为啥不帮着英国打法国呢？

谋求海上霸权，就需要投入巨资搞舰队，而舰队是没办法镇压在国内日后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为什么非要自己搞舰队去欧洲开拓市场，甚至打一仗呢？

以前刘钰自己垄断着外部信息，尤其是在刘钰打脸传教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确掌控着大顺的对外政策。

但现在，随着交流的增多，尤其是这一次齐国公访欧归来，刘钰已经完全无法垄断外部信息了。

这时候，他就需要趁着齐国公从欧洲归来这个契机，把“联法反英”这件事，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转为一个在大顺政治正确的“政治问题”。

趁着齐国公说到欧洲各国的海贸政策，刘钰这些年收集了不少英国人的黑材料，这时候便笑道：“所谓闭关、禁海一说，我倒想起来一件趣事。”

“前明崇祯十年，英人威德尔带着舰队来华。当时便说中国闭关自守，有条件地对葡萄牙人开了一扇门，但这扇门对英国是加锁封闭的。我准备利用葡萄牙人的那扇门，去谦卑地去敲门。”

“当然，如果敲门被享以闭门羹，我将破门而入！”

刘钰说完便笑。

齐国公愣了片刻，可能是一时间觉得这话太过震惊，竟没反应过来。

随后，才仰头开怀大笑起来。

“崇祯十年，破门而入？哈哈哈哈哈…这英人威德尔倒是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