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又没学过矛盾和辩证之类的东西，自然不能理解，旧矛盾消灭之后，新矛盾就会产生。并不是说把旧矛盾解决了，就没有矛盾了。

所以听到刘钰说“只有利、而无弊”这样扯淡的判断之后，琢磨了一下，却觉得好像非常有道理。

单单是那个让经济作物原材料等,

进入内地，而使百姓务本这个观点，就让太子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

可太子虽和刘钰接触不多、交往不密，然而对刘钰的一些评价，太子可是听的多了。

这样的想法，怎么听，都感觉好像和刘钰平日里的想法不一样。

按照大顺的影射那一套,

一直说刘钰学的是管夷吾的霸道。现在居然弄出来“务本”的说辞，这就让太子相当的不解。

“国公之论，大有道理。不过，昔者，桑弘羊引《管子》之论，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

“其又曰：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尧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

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此言尽言贸易之利。如果没有贸易，产橘子的地方就只能吃橘子，不产橘子的地方想吃橘子也吃不到。其余如盐、竹、毯子等，都是如此。”

“素来都闻兴国公重管夷吾、桑弘羊之术。然而今日听国公这番话，尤其‘务本’一词，似又不对。”

“贤良文学曰：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

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罽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

“貌似是贤良文学支持本业，不要让男子不去种地而去纺织工商等等。国公谈‘务本’…实不相瞒，着实让我有些讶异。”

刘钰心道我既不站桑弘羊，也不站管仲，但这个你们非要这么想，那也算个是这些年朝中那些人非给我立的人设，方便他们去影射了。

可你要说我站贤良文学那边，我可就得说到说到了。

“殿下误会了。彼时的道理，此时依旧可用；但彼时由此道理推出的办法，此时未必可用。”

“杀死敌人消除威胁，是道理。而豢养武士、分封车兵，那是那时候的办法。而现在的办法，则是招募步兵，训练枪械。都是在贯彻杀死敌人消除威胁这个道理。”

“汉时，天下之大，户不过千万、人不过5000万口。”

“而即便有牛耕、铁器、加之耧车、垄作、保墒休耕等，一户小农的极限，也就是百二十亩地。”

“是以，那时候贤良文学可以说什么他们理解的务本之言。多一個人种地，就多出来一份生产。”

“因为，的确，多一个人种地，就多一份生产。”

“如今天下，人口数倍于当初。”

“同样是一百二十亩地，一户种，十户种，于产出产出而言，有区别吗？”

太子若有所悟，回道：“只言产出，似无区别。”

刘钰点点头，心道只说产出，看似无区别。但要论商品粮数量，那差的可就大了。农民得先吃饱了，然后才能把粮食作为商品卖出去。

同样的一百二十亩地，一户吃的剩余的商品粮，和十户吃完剩下的商品粮，那可不一样。

不过这时候也不必和太子讲这个问题，刘钰又道：“于是说回‘务本’。彼时务本，可以增加生产，对吧？现在‘务本’，并不能增加生产。”

“所以，如果非要体会贤良文学说的道理是什么，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大量的人口，迁徙到关东、南洋、扶桑等地，使之务本，增加生产——如果非要给贤良文学说的这些东西，找到一些道理的话。当然实际上他们脑子里并没有这样的道理。”

“在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时候。让人居于地上务本，是增加生产。”

“当人口多、土地少的，让人迁徙到新大陆，也是增加生产。”

“如果假设，贤良文学的脑子里，有增加生产这个概念，并且非要贴金，说他们的思路是以增加生产为目的的话。那么，道理是对的，但过去时候为了践行这个道理而用的方法，未必是现在依旧可用的。”

“如果非要用，这就叫刻舟求剑。”

“桑弘羊大夫说的‘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的问题。”

“铁路、海运，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不是说，我要重工商，那么吴越的竹子就能飞到曹卫了；莱州的青鱼，就能让邹鲁的百姓吃到了。物流运输，也是需要成本的。”

“铁路修好只好，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最起码，京城吃到汉口的橘子，并且小康之家也能吃到，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

“而之前，就是京西的煤，距离京城才不过几十里，寻常百姓依旧用不起。”

“桑弘羊指出了贸易的必要性，但当时他没办法解决物流问题。现在修路、兴海运，则是为贸易提供了基础。”

“而我说的务本，是另一回事。是说通过外部的棉花大量倾销输入，消灭本地的种棉产业，使得本地百姓种棉无利，不得不种粮食。而种粮，也就意味着还会继续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贷的形式。”

“而继续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贷的形式，又让外地货物涌入本地，使得地主想要维系原本的生活，不得不加重租子。这就会迫使佃农愿意接受迁徙。迁徙之后，这才叫…务本。”

“务本的本质，是增加生产。贤良文学或许可能认为，贸易不会增加生产，所以非要说他们懂经济，务本就只能这么理解。”

“将这里的百姓迁徙到人少地多之处，是不是增加了生产呢？那么，怎么能说这不是务本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务本的理解。”

“本地多种粮食，粮价则低，粮食便多。朝廷以类均输之法，以江南之财币，收本地之粮。”

“以工代赈，于农闲时候，多兴水利、道路等工程。”

“使得每个百姓所能创造的财富增加，宏观上水坝、运河、灌溉渠、道路等，都是财富。这也是一种务本。”

“至于朝中守旧之臣所言的‘务本’。那不过是得其形，而不得其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为种粮食这个形，就是本…”

“他们既非要这么想，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务本。总归，此时于谁而言，都可以理解为务本，那不是说只有利而无弊吗？”

“站在桑弘羊、管夷吾一边的，觉得此事大利。湖北的橘子，确实可以卖到京城了。”

“站在贤良文学一边的，也会觉得此事大利。”

“既如此，便有利而无弊。”

太子明显能听出来刘钰是有立场的。

只不过，刘钰在没有隐藏自己立场的情况下，站在了对立面的角度，嘲讽之余，还阐述了一番站在对立面的视角下一样有利的说辞。

皇帝既是让太子来听其“所以然”的，对于这里面的东西，仔细思索之后，问道：“之前父皇说，应师夷之长技。这夷之长技，多由国公带人编纂，多化用先秦两汉之经济手段，予以阐释。最多也就追到了永乐帝遣三宝太监下西洋，垄断香料之利，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比较。”

“刚才闻国公之言，说要倾销棉纱棉花…是不是，国公所言的‘务本’，其实担心出现类似夷人圈地运动之事？”

“若棉贵，则驱佃户，而收土地种棉，得利颇丰。致使百万佃户为流民，而乱中原？”

“国公之‘务本’，可有这个意思？”

这些东西，朝中读过的人多了去了。

只不过，负责编写这些东西的人，是刘钰。

他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的三观，所以不会朝着什么“民族性”、“平凡而伟大的气质”、“宗教的优越”、“文化的优越”这些扯犊子的方向上去搞。

而是很标准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观，联系先秦两汉的诸多学说，把事情从物质的角度去解释。

太子问出来圈地运动的事，刘钰也只是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

“殿下多虑了，此事断不可能发生。我说的务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太子加重语气道：“断不可能？”

“断不可能！我说的务本，于此毫无关系。”

“既说师夷长技，那么圈地运动无非三件事。”

“其一，确定地权，公地、私地之分；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私人占据。这些事，自秦汉时候，再到宋，已然完成。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体土地。我在松苏搞盐政改革的时候，倒是遇到过宗族的草荡，至少他们非说是他们的，但顶天也就这样了，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

“其二，养羊，卖毛，而供纺织之用。本朝得南洋，下锡兰、闯关东。棉花、亚麻等，皆不缺，何需本土圈地为工商业提供原材料？或者种粮食，卖给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可问题是南洋米辽东麦，已经叫人哭着喊着谷贱伤农了。”

“其三，为兴工商，必要廉价劳动力。本朝不圈地，一年流民何止百万，难道缺从事工商之劳力吗？我在松苏变革，单单一个商路改变，至少二十万岭南脚夫失业，只五岭西江一地，流民般的廉价劳力不下二三十万，缺吗？”

“既然这三项，并无长处可学。那么，反过来说，南洋印度之棉，极其廉价，中原种棉无利可图，那么圈地种棉的意义何在？”

“若为种粮食卖钱，工商业最兴盛之地，方需大量粮食，然而南洋米、辽东麦，乃至朝鲜米，都比河南的粮食便宜，即便一个价，加上运费那也便宜…那圈地种粮，也无利可图。粮食总得卖出去才是钱。”

“除了粮食、棉花、亚麻等消耗量大的东西外，还有啥东西，能值得大规模圈地以致影响千万人？”

“况且地租本高，又有高利贷压身，又可驱使佃户如农奴，种啥玩意儿能比这个利润更大？”

“若说本朝唯一像圈地运动的地方，也唯独就是淮南草荡。但其三意，也不过得其二而已。淮南圈地，是为了明确产权，将国有的草荡私有化；是为了种棉，利润更高。但也不是为了制造廉价的流民劳力而入城市。”

“所以，圈地三意只得其二，这已经是最像的了。还非得天时地利的苏北草荡荒芜区才可。”

“只要朝廷允许原棉、棉纱、粮食、油料等，源源不断入河南、江汉，则无需担忧圈地事。绝无可能。”

“我也根本不是担心会出现圈地事。圈地，是让原本五户折腾的三百亩地，只余一户做工折腾便是。剩余的滚去做工。本朝的兼并，是让原本属于五户的百亩地，属于一户，其余人皆为佃户，缴纳租子。这些佃户，欲去做工、欲为契约长工去海外垦殖而不得。”

“殿下担心的圈地，担心的是佃户无业而为流民。此事我敢打包票，三十年内，中原绝无可能发生，因为没啥可种的能让获利高过收租子。唯一可能的，或许是种烤烟？但这玩意儿，最多也就靠近铁路的一二个县，顶天了，问题不大。”

“要解决的，还是兼并问题…此事或可解、或不肯解、或不愿解。既如此，那么修路本身，也是有利的。”

“若有灾荒，可赈、可济、可抚、可剿、可输粮、可以工代赈修路挖河。”

“或者，若朝廷真有社稷长久之愿，敛财聚力，集中力量，移民海外。”

“亦或者，相信工商业发展下去，能容下半数人口。一切以工业化为目的，期间安抚百姓，均其田亩，使之少地主之租，足以苟活于转型完成。”

“殿下可知，江南一些地方，怀念前朝洪武时候，说那时候赁官田，四成租，现在有人思念当时，竟怀念为善政、保民之举。”

这里面一些东西，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是大顺的土布生命力之顽强，刘钰压根就不觉得国内市场能有多大。究其根源，就是劳动力已经便宜到，哪怕费劲吧啦地把棉花纺成纱线、织成布，整个过程能多买五斤米，都会有人去干，因为要不然这劳动力是空闲的，连五斤米都换不到。

修水利、修路这些工程，如果能给米，这当然是条正途。最起码，路，水利工程，这都是财富，也是在提高生产力。

如果朝廷能花钱，有计划、有目的、有执行力地，把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边疆、海外，那也是提高了生产力、释放每个小农的极限生产力。

在这个时代，实学派里的大部分人，倾向于后者。

因为前者，是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外面的好地方都被人占据了的无奈选择。

大顺的实学派接受的那一套价值观，可以算出来：向外移民所提升的生产力，是巨大的。能种百亩，无地可种，只能种三亩，扔到能种百亩的地方，相当于生产力提升了三十倍。

除了刘钰等少部分人外，实学派的多数人，支持均田的原因很激进。

他们支持均田的原因，是想扔掉地主这个中间商，学英国，搞五一农业税，把农业税税率拉到20，利用十几亿亩土地，一年拉到一亿两的农业税盈余，把这一亿两的农业税收入花在造船、移民上。

拼上三十年时间，移个上亿人，占满已经确定了大小的地球的那些阳光普照之地，重走一边西周分封殖民的路，中原做周天子，并且利用中原的先发优势发展工业，把“分封垦殖”区，全部变成经济体系内的配套部分。

类朝鲜国之纸、日本之米、爪哇之靛、印度之棉，以管仲之轻重聘币术控之，不得不朝。

但显然，这么搞，大顺必炸，李家多半必死，不死的那一小半可能是李家的其余皇子复辟旧政，武装清君侧。

这就是皇帝担心的“王莽改革”。

而要是不搞，也是多半必死。那就是刘钰之前假哭的宇宙之悲。

这也是皇帝苦恼的“王朝轮回”。

不搞激进改革，守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还必须得做一些事。

今日太子大张旗鼓地来找刘钰谈铁路的事，而且还是皇帝让太子来说的，在刘钰看来，皇帝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

皇帝要给太子留遗产，但不会让太子行刘钰的办法，而是希望太子来听听刘钰的看法，将来真要是走不通的时候，或许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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