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一贯以之，都是只说大略，少谈具体。

重论点而轻论据，更不会有详实清晰的数据。

刘钰的这一篇策论在形式上没有太过惊骇，大体还是延续着之前的套路。

只是这内容，实在叫在场的人难以评价。

没有一句仁义之言、更无半句德政。

连王霸夹杂都算不上，从头到尾都是霸道。

久久的沉默，皇帝不说话，也没人愿意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刘钰的这篇策论，分明是说收复西域根本没资格自比汉唐，只能算是前朝设立了辽东都司罢了。

李淦之前被刘钰的一番惊人之语吓唬过了一次，已经有了足够的抵抗力。

只是连他都没想到，刘钰的这篇策论会这么写。

上一次刘钰是从《公羊》的三世之说，谈到了天下已经不复是宋明之前的天下概念了。

这一次则直接用白银问题的实例，和古籍经典一点都没关系的地方，直接阐明了他的观点：国朝的天下观，该变一变了，天下是整个地球，而不再是曾经的东亚了。

若天下的概念变了，那么大顺也就不再是天朝了，而是这个没有天子登基的天下中的一个诸侯罢了。

既为诸侯，自当用霸道。至少，诸侯争霸的时候，无人用儒。

好在大顺官方用的儒学是事功学派，讲究王霸并用，这若是放在前朝定然是难以接受的。

李淦知道他是要先做声表态的，便道：“朕读《三国》，见武侯行事，偶有所悟。”

“史称武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此实申商之术也，不纯用德政。”

“然武侯治蜀，邦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所谓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

“本朝王霸并用，若论起来，就是以霸道、行王道。这和武侯治蜀的道理是一样的。”

“行霸道，是为了兴王道。”

他先定了个基调，拿出来诸葛武侯，扯虎皮做大旗。武侯这面大旗足够大，若想反喷，就得先论证武侯是奸贼，谁敢这么论谁就是作死。可武侯又确确实实治蜀的时候用的霸道，而非王道。

虽然李淦心里想的是要用霸道，可总要用王道做个幌子。

即便用了永嘉永康的浙东学派为正统学问，可怎么说也是儒学的范畴。义利之辨不是墨家那一套纯粹的功利，而是必须要把利藏在义的大旗之下。

北儒一派的加平章事对此也是认同，便顺着皇帝的话道：“臣以为，陛下所言‘以霸道、兴王道’正是正途。”

“如宋时朱熹评王荆公：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而王荆公以必先富国强兵，然后可行礼义。这其中的区别，便是用霸道而兴王道？还是内圣而外王？”

“朱熹所谓‘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其言听起来似乎有理，可细想来，却是空谈的学问。”

“教化自然是要教化的，但需得内无战祸、外敌降服。否则正教化着呢，金兵到了汴梁城、东虏攻到青州府，难道要用教化退敌吗？以策论所言，我朝断还没到可以安然教化的时候。”

“天子者，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如今这天下周寰八万里，陛下居于中国，教化四夷，此昭昭天命也！”

“非以霸道不可为之。然陛下本心，还是为了兴王道。霸道不过术尔，亦是武侯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意。”

“是以这篇策论，虽少仁德，却可用其术。论及见识，又的确给人启发，虽不言醍醐灌顶，但亦可算有所得。”

“况且，科举以王道、武德宫以霸道，王霸并用，此太宗遗训。臣以为，这篇策论，倒可算作史论之魁首。”

大顺既用事功之学，又小范围内复三舍法，这王安石的评价在官方层面上，是比之前几乎快要与秦桧并列的程度正面了许多。

北派儒学在反理学之外，也有很大程度受了王安石新学的影响。

策论多篇，第一论的史论外，便是有制之兵的兵法策、内外轻重的政策论。

一共三篇，既有了第一篇的例子，众人也都看过了后面的，相较于第一篇来说，虽然观点依旧犀利、破题点依旧偏锋，但总算没有第一篇那么大的争议。

所有的争议都在第一篇，北派儒学的平章事在大局上还是看的清的。

本身他们又有“复古井田”的想法，虽然这是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可是策论后面关于移民减少人地矛盾的说法，正说到了关键处。

见识过北方流民遍地的景象，也知道那是一种怎样恐怖的破坏力。如果官方能够支持移民，他们也是支持的。

况且如果真的能够不加赋而国用足，那又何乐而不为？

反正开拓南洋，和北方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民众几乎不会增加负担，又可以有钱支持移民。

北方经济远远落后于东南，如果能够拿出一条新的财路支持北方移民计划，的确是一件好事。

再者策论只不过是策论，又不是国策，也未必是说国家就要这么做。也不是科举策论，要讲文采讲经义，霸道太多，亦非不可取。

皇帝既然已经表态说，要兴王道，必要先用霸道，这等于是为今后的争论铺了一条路。

选郎官本就是以皇帝的意愿为上，这是皇帝的直属力量，平章事们也就是提提意见，参谋一下，并无最终的决定权。

皇帝表了态，也有平章事认可，在场的人也就不再纠结里面的霸道太重的问题，而是开始顺着这篇策论思索里面真正要说的内容。

策论不提距离的政策，也不论证政策的可行性，就是说一个大概。可这个大概，也足以让很多人忧虑重重。

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问题。

不算王道霸道这些大义非义，还涉及到海关、关税、对外贸易体系、漕运、水师、南洋米…哪一个要动起来，都是天下哗然。

海关和关税，牵扯到庞大的走私集团。

策论中只用了三百字描述了一下贸易路线的变迁，论证了一下西域的经济价值不复从前，也不可能再复从前。

可这短短的三百字，直接把一些烂肉彻底掀开。

这么多银子流入，大部分都是避税逃税的，足见有多少人依靠不正当的走私为生。

就算是开海，只要还收入关税、出关税，那就杜绝不了走私。不用交税，自然比用缴税的赚的更多。

南派儒学的那位加平章事，想到刚才英国公“税在哪”的疑问，不免担忧。

倒不是说他就偷税漏税，而是担心皇帝脑袋一晕，搞出两件事。

一个是一口通商，封闭其余海关。

另一个就是郑和下西洋。

这两个无论搞成哪一种，都是皇室参与其中，垄断贸易。

税固然能收上来了，钱也固然能赚到了，但恐怕这样一来东南地区的外贸经济会受极大的影响。

英国公，左平章事则在思索里面说的另一件事：将来来自海上的威胁。

这里面又和漕运息息相关。

海运的想法，不是没有人提过，但定都北方，依赖运输，这废漕改海的想法，有两个问题一直绕不开。

一个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另一个就是沿岸的海盗、敌国海军的威胁。

现在来看，还是漕运更适合。

因为航海技术不过关，远距离航海，还是要靠针路歌。不管是风险性，还是沉没率，都高了些，远不如漕运安全。

可若是有西洋人的航海技术，再走海运，就完全比漕运更有利了。

至于沿海的海盗、敌国海军的威胁，这也还是一个海军是否昌盛的问题。若是海军昌盛，航海术有所提升，那么海盗也就不成问题。

等到有了强大的海军、熟练的航海术，到时候再慢慢把漕运废掉。

只要不求急，分几十年内完成，似乎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然而…英国公担心的，就是这个“急”字。

皇帝的性子，他是知道的，有时候心太急。

心一急，就容易脑袋一热，就容易明明三十年做成可以名垂千古的事，非要三五年之内办成，恨不得死前的功绩比肩汉武唐宗，这就很容易出事。

想到这，英国公便道：“陛下，臣以为，这策论做的极好，后半段更是精髓所在。”

“然而，国朝如今第一要务，还是要平准部之叛。他虽以南洋比汉唐西域，亦不算跑题，但只恐文章流出，天下多有议论。有恐有巧言令色善于钻营之辈，以为陛下此时就是要开南洋，恐会上一些惊人之言。”

“是故，臣以为…应将这篇策论截断。”

“以上半段取之，而下半段，则做士子借殿试而上书之举，不宜作为策论，而应严藏之。”

“此事不比他事，若出，必引震动，更使一些有心之心借此行事。或上言蛊惑，或引发党争，不合时宜。”

“此策所做之论，宏大则大矣，只是若要做成，非一朝一夕，更不是夸夸其谈就可成。臣以为，待传胪日，天佑殿面问之时，应多做询问。”

“若能对答，则可用。”

“若是问他该如何做，他却答只要做了便如何好，那又和理学腐儒空谈道义又有什么区别呢？”

英国公心里清楚，这篇策论基本上就是刘钰做的，以他在北边和罗刹人谈判的作为来看，除了他没人有这样奇葩的天下观。

不管是出于同为勋贵自己人的圈子，还是出于之前做事的喜爱，英国公心眼里是支持刘钰这样的年轻人的。

但英国公已经老了，在左平章事的位子上干不了几年了。儿孙辈也都安排妥当了。

或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亦或许，自己这辈子该做的都做完了，儿孙辈的事也都安排下了。那就不得不考虑国事了。

现在看来，刘钰在北边的事，做的还好。

可英国公必须要再确定一下，刘钰做事是否急躁？是否夸夸其谈？是否不考虑后果？想问题的角度是否全面？

选魁首之前定不下来，但传胪日的天佑殿面问却可大致判断出来。若可用，自然支持；若不可用，那便做最后的进谏：此人不可大用。

否则配上皇帝好大喜功而又急躁的性子，必出大事。

皇帝倒是没想到这一层，以为英国公是在出面维护，不想再引发更多的争论，所以才要把卷子截断，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嗯，卿所言极是。既如此，那就以上半段为策论、下半段为借策上书，此古士所为，不违制。取其上半，点为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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