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怎么才能让“盐商从业的标准提高”，从而达到“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的地步呢？

吴敬梓又道：“盐改之方向，无非是放开盐引，让小商人入场。那么，盐改本身是天下悠悠之口，早晚要动的。”

“要做的，就是变而不变。”

“所谓变，是让天下那些说要盐改的人，无话可说，确实改了。”

“所谓不变，就是到最后控制盐的人，还是郑兄这样的人，实则没改。”

“这‘变而不变’的关键，郑兄可知在哪？”

郑玉绪已经隐隐约约地触摸到了那层关键，但却一时间找不到发力点。

他已经认可了吴敬梓的思路，思路肯定没错，这个思路很新奇，但非常有效。

关键就在于，怎么把这个思路，变成现实？

他起身冲着吴敬梓作揖，恳切道：“还请赐教！”

吴敬梓道：“其中关键，就在楚北、皖西、江西等远地。”

“这票盐改革的呼声，已经沸沸扬扬，想来郑兄也多读这些文章。只是…”

说到这，吴敬梓带了些嘲讽地笑了一笑。

“只是松江府的那群人没有跟着呐喊，他们在忙着赚钱。如果那些人入场，就定会指出这些改革说法里的一个重要漏洞——小盐商，是否有资本、有能力，将盐运往更远的皖南、楚北？”

“如果票盐法，是只要给钱拿票，就能到处卖，是否会造成靠近盐场附近的盐泛滥、而远离盐场的地方无人起运？”

“如果票法再配合纲法，分为不同的盐区，甲地票不能在乙地卖，那么这和纲盐又有什么区别？无非原本是每年收税的时候给钱，现在是卖票的时候给钱，郑兄难道不能直接把票全买了？”

“如果不分引地盐区，只要是淮北盐场的覆盖范围就可以随便卖，那么谁愿意去远的地方？小资本小散商是否有那等财力，去皖南楚北？”

“若不能覆盖盐区偏远之处，岂不仍是私盐横行？”

“朝廷要的，是打击私盐。但显然，这样只是打击了江苏河南的私盐，却加重了江西、湖北、安徽的私盐。此其一也。”

“其二，小商人入场，就不提是否有资本转运到湖北皖西等远处，只说他们三五百斤一引，怎么查？是不是比大船更容易携私？”

“这么改，只能让江苏河南皖东的私盐收敛，却无法触及到私盐真正泛滥的湖北、江西。”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

吴敬梓的这番话，正打在了朝廷盐政改革的七寸之上。

如果拿百姓说事，那么，完全市场化的盐改，能否惠及到偏远地区？

商人求利，怎么保证商人去买盐业概念里偏远地区的盐票？

如果不拿百姓说事，别扯大旗，谈实在的，谈盐税、谈私盐。

那么，这么改，等于是两淮直接放弃了江西、湖北、皖西的官盐市场，彻底扔给了私盐。

这里面是这么个道理：小商人，是无力承担盐业概念上偏远地区的销售所需的资本的。

按照那些人嗷嗷叫的盐政改革方案，整个淮北覆盖的四五十州县府，都算作“淮北销售区”。

最低300斤，就能入场。

入场买票，就能在整个淮北销售区售卖。

确实，立竿见影，两淮地区的私盐可以瞬间绝迹。

但远处呢？

完美市场条件下，理论上，只要利润够，那么一定会有人去卖的。

但问题就在这个“完美市场条件”是否存在？

散商买的官盐，运转到湖北，周转多久？资本是否充足？利润几何？

私盐本来就存在，私盐在那卖，卖不出去官盐，收不回本，是否还会再去？

这个时代和后世最大的区别，就恰恰在这个运输成本、周转周期上。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搞盐纲法、搞窝商的另一个目的，是集体运输，方便查走私。

现在搞小商人入场，三百斤一船、五百斤一船，今天走、明天走，这走私不得走飞了？

查的过来吗？

大顺的官员不懂太多的经济学术语，可不代表他们不明白。

这一次盐政改革的思路，是标准的市场竞争思路。

列出的优点，一共四条。

其利一：票商少费，则盐价日贱，贱则可胜私。

其利二：票商携本二来，先税后盐，再无欠税之弊。

其利三：票商量力而行，即便资本无多，亦准其贩运，则广生民间生计。

其利四：商贾各自竞争，恐人之不买己货，固其盐必洁白，以质取胜，百姓得利。

即，只要放开市场化经营，那么不但老百姓吃的盐越来越便宜，而且在充分竞争之下，各个盐贩子的盐必然不敢以次充好，肯定盐的质量越来越高。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官员的思路好像也没错。

但有两个问题没考虑到：

其一，怎么保证商人集团不用资本垄断盐票？靠朝廷干涉？那岂不是和改革的指导思路背道而驰？

朝廷怎么干涉？给足够的权，那不是又退回到盐官谋私的老路了吗？不给足够的权，靠什么管这些加起来几千万两的大盐商？

其二，远离食盐产区的地方，小商贩是否有资本承担这么远的运输、周转呢？

而对大商人来说，为什么不在方便销售的地方卖呢？为什么不主占优良市场呢？

谁会去主动为百姓着想，自己专门抢远处运输不便地方的盐票？

好的销售区，大家抢破头。

不好的销售区，无人问津。

抢破头的地方，恶性竞争；无人问津的地方，私盐泛滥。

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说辞。

但这个说辞，却可以作为理由，引出盐商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些大盐商怕的是什么？

怕盐票卖钱吗？

他们又不缺钱。

他们怕的是“三五百斤就可以承办买票”。

那么，什么叫“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呢？

就是提高入场标准。

理由，也非常简单：

小商人经得起一年多的周转时间吗？

经得起运过去之后，私盐竞争卖不出去带来的破产吗？

经不起。

一旦经不起，三五年之内，偏远地区的盐就没人去卖了。

到时候，私盐就会直接泛滥。

而朝廷，要的恰恰是为了官盐打败私盐，才搞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那么，朝廷是否需要一个大豪商，来承办这些需要长期资金、资本投入的地方？

以保证远离食盐产区的地区的官盐稳定？不至于今年有来的、多到卖不出；明年没人来，百姓嘴里淡？

需要。

需要的话，利润好的地方，比如淮北盐区周边，让给小资本；最难的地方，给大资本？

这可能吗？

既然改了票法，那我不干行不行？来去自由嘛。我干嘛不抢最好的销售区，去办哪些麻烦地区？

那么，有没有解决办法？

自然有。

吴敬梓给郑玉绪出的办法，一共分六步。

第一步：要明确，直接明着对抗盐政改革，就算今天风头过去了，明天又会提。

所以，一定不能明着反对，要绝对支持盐政改革。

第二步：支持之后，借由盐商控制的儒生，发动舆论，力陈那种小资本入场的危害，尤其是直指“影响朝廷官盐在湖北等地的销售，反而可能会使私盐更加泛滥”。

直接询问那些支持盐政改革的人，是否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准备怎么改？

把各种极端可能都提出来，就问他们万一出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敢不敢如当年传教士和钦天监那样，赌头，立字据，保证不会出类似的事？出了的话，自刎谢罪？

第三步：提出解决方法。

小商人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完成偏远地区的转运。

那么，这就需要资本充足的大商人，来承担湖北、皖西、江西等地的运盐卖盐工作。

同时，小船容易携私，而大船却并不容易携私，因为一旦被查，成本太大。

而小商人肯定往容易赚钱且容易周转的地方使劲，却把不容易周转的地方空出来，这也不合理。

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些往偏远地区运盐的商人，得到补偿。

如何补偿，则以“远运近补”的方式，即按照比例，近距离的盐和远距离的盐，达成一个比例，捆绑卖票。

比如说，苏南这种地方，大家肯定抢破头。

但没事，可以抢，前提是你得承担一部分皖西、楚北这些边远地区。

比如50万斤苏南的票，必要捆绑20万斤皖西的票。

否则的话，谁来保证苏南的票是公平的？管盐票的二叔的三侄子的四外甥，怎么确保他们不优先拿到苏南的票？

第四步：趁热打铁。

一旦捆绑卖票，则小商人就更干不了了。

这时候，提出“验资换票”，即：资本达到一个数额，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周转，才能买盐票。

要拿出足够的本金，证明有能力。而普通商人周转困难，利息又高，再拿出本金做保证金，这还怎么干？

这时候，验资的双重目的，就达成了。

资本充足，才有资格干；资本不足，那肯定干不了。资本半足半不足的，再拿出保证金，直接可以退场了，周转不开。

第五步：提升入场资格线。

将转运买票的最低额度，提升到2000旧引到5000旧引之间，也就是大约70万到140万斤盐。

这样一来，就完全阻断了股本在10万两以下的小、中、大却不太大的散商。

不只是盐的钱，还有运费、周转等等，没有10万两，根本办不起5000引的买卖。

一旦将10万两身家以下的商人挤出去，剩下的就好说了。

第六步：旧总承包商坐下划分垄断区。

原本的大盐商，聚在一起商量下，协商好各自的额度、片区，谁也不要多吃。齐行控场。

如此，就算盐政改革，改成了票盐法，但实际上握有盐票的，还是这些大盐商。

只不过，原来的盐引，是我爷爷有，传给我爹，再传给我。

现在，是每年公开卖票，走一遍流程，我的盐票和我爹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你要有钱你也可以买。

将这六步全部做完，也就达成了“变而不变”、“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的目的。

改了吗？

改了，

盐纲法废除了吗？

废除了。

改成盐票法了吗？

成了。

盐引不再继承了吗？

是的，不再继承了。

每年开票公卖吗？

公卖。

然后，和之前有区别吗？

要说有，也有。

要说没有，似也没有。

几大盐商靠着手里的资本，即便改了票法，只要把关键的“小商资本不足不能转运皖西楚北”这张牌打出去，提升买票资格额度，那么依旧还是控制着盐的垄断。

到时候，等风声一过。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之前卖引。

现在卖票。

之前是按年包税。

现在是按年拍买。

之前是我直接继承我爹的盐引。

现在是我继承我爹的钱，再用钱买盐票。

这样一来，既可以让那些喊着盐政改革的人，无话可以说，也可以达成盐商们反对改革的目的。

因为他们反改革的本质，是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他们对“改革”这个词敏感，听见就浑身难受，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不触动旧利益，改呗，使劲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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