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钱，就必然要“伤感情”。

钱、权利、利益，这些都是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往往会变成政治上的风波和事件。

比如说，后世历史上满清的覆灭，其灭亡的原因当然很多，腐朽、无能、反动、民族的压迫等等。

但是，哪件事是“萨拉热窝的枪声”？

川汉铁路，保路运动。

但是，川汉铁路、保路运动，一开始就琢磨着要干波大的吗？

并不是。

文明争路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烧教堂，更不聚众暴动这，是一开始的诉求，只是个非常纯粹的“经济问题”。

当然，如果不是经济问题，也不至于会有那么多人参与，保路同志会成立两个月，会员20万。四川当时一共多少人？参与比例达到了个什么样的程度？

除了经济因素，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这么多的人。这比例已经高到吓人的地步了，20万布党，可是直接干翻了帝俄和临时政府、打赢了干涉和战争，而这里面尹里奇认为还有15万是“动摇分子”，实质核心就5万。

简单来说，就是“让川人百姓强制储蓄、强制入股修路”。

结果，掌握这笔钱的一群人“贪图人家利息、人家贪图你本金”，一下子祸祸没了。

当时汽车行业刚刚兴起，一群“金融家”搞“橡胶概念股”。

空的。

圈了块地，就敢说自己是要干成最大的橡胶种植园，疯狂炒作概念。

100两银子一股，三个月给利息12.5两，算起来年回报率50——明显是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2月中旬发行的，100两一股。3月29号，已经涨到了1650两一股。

再往后，倒也不必说了，因为搞成这样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每个入场的人，尤其是大笔资金入场的，都知道这是击鼓传花的游戏。

但每个入场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是最后一个，而是能把利息赚走。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人家瞄上的，是你的本金。

这里不要以为，当时的中国人都傻，没见过这种游戏。这么想，就太低估国人了。

事实上，当年天国忠王李秀成转战江苏的时候，国人中的大商人就瞬间看到了商机——“长毛”不得吓得富人都往上海跑？这上海的房价不得起飞啊？大量囤地搞房产，最后崩了，死的人不计其数。

不久之后，炒作工业股，什么轮船局股、开平煤矿股、长乐铜矿股、鹤峰铜矿股，哪一个不被炒到了翻几倍？

你要只看1880年的股市，尤其是工业股，那你可能真以为，这大清国要中兴啊、藏富于民啊，光矿业股那几年的估值，随随便便买12艘勇士级铁甲舰。当然，最后的结局就是…

所以说，会玩的，早就会玩，并不是说不懂这一套。

历朝历代，你把耕地，理解成商业资本主义的“金融投资”，多考虑其中的金融属性，而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属性，很多事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重农抑商”，以及商人们一个个玩的那个花花，压根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哪怕说“洋人”的股票交易这套花活没来之前，商人们玩盐票、玩盐纲的垄断、炒作、差价，玩成什么样了？

是以，工业股灾之后没几年，又来了一波橡胶概念股，那真是玩出了花。

橡胶概念股，四个月之内，狂吸1400万两白银，然后炸了。

修川汉铁路的四川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金融家一波带走。

没钱了，那咋办？

要知道，这钱可不是主动买的，而是以类似征税的手段，问四川征了“三十一税”愣生生征出来的。男女老少，在户在册的，基本都得按照人头税、亩税来筹钱的。

否则，也不可能说波及面会这么广，保路会瞬间集结了20万人，而这个比例相对当时的人口，已经可谓骇人了。

是以，经济问题，很容易引发政治上的大风波。

尤其是在大顺，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

至少，比此时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要严重的多。

因为，大顺是个“私有制”意识，深入人心的国家，至少比此时的法国，要深入人心的多。

老马说，经济学家总是故意搞混两种私有制。而后一种私有制，必须建立在前一种私有制的尸体上。

这两种私有制，是两回事。

而“私有制”本身，又是另一回事。

大顺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社会运转的基石，并不是建立在后一种私有制消灭了第一种私有制的基础上的。

但是，大顺是个非常明确的私有制的国家。

简单来说，此时的法国，哪怕说贵族，他实际上也并不拥有一块法理上属于自己的、产权清晰的土地。

这里举个例子，就可以理解到底什么才叫“私有制”。

什么才叫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以及为什么说按照封建法理实际上法国贵族并不拥有一块明确产权的土地。

或者说，此时的法国人，对于“私有制”，其实是相当不能理解、但又充满期待的。

比如说，法国的农民，其实也有一些封建权利，类如，拾穗权。

这块贵族的土地，收获之后，农民可以去捡麦穗。

要注意，这里是“权”，是拾穗权。

真正的私有制下，比如大顺。

我的地，你有权在我地里拾麦穗吗？

假如说，我是个善良的地主，我可以允许你在我的地里拾麦穗。但是，不代表，从法理上、法权上，权利上，你有拾穗的权。

什么叫私有制深入人心？

别说这种土地的完全排他性的所有权，就是路边的树，那也是私人所有的。张家的就是张家的、李家的就是李家的。

但是，这个真正的“私有制”的法权，在法国，此时是很多农民所不能理解的。

比如，经常会出现，法国的城市资产阶级，从贵族那，实质上是“非法”地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按照封建法理，贵族没有这片土地的完全所有权。比如说，法国农民的永佃权、拾穗权、村社公地、放牧权等等，这些封建权利，你跟农民打招呼了让转让了吗？凭啥这地你就能卖给或者租给资产阶级？你都没有明确的产权，你这租出去或者卖出去，这不是“非法”吗？

而资产阶级，当然是支持私有制、理解私有制的。

所以，在取得了土地之后，农民就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拾穗权和放牧权了。

那农民就不理解了，为啥呢？为啥这地就是你的了？为啥我们的拾穗权放牧权就没了？

在比如说，村社公地。

荒地、牧地、场地等等，这些，所有权，既是贵族的，也是村社的，还是农民的，还是国王的，你说不清楚这些公共土地是谁的——要注意，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国家的，法国国王敢说地是国有土地，能让贵族把头剁下来。

资产阶级是反对这种公共土地的，认为这样，明显妨碍他们经营。

93年，真正私有制建立起来后，对于一些土地，法权是这样追朔的：比如说村社公地，这根本就不归贵族所有，但是这200多年不断被圈占，这根本不是你们的。

所以，雅各宾派是可以从私有制的神圣的角度上，为自己分地土改辩经的：比如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不是说在破坏私有制，而是说，这200多年来，这些贵族把不属于他们的公地给偷走了，这本来就不是贵族的，这怎么能算是违反私有制的神圣原则呢？只是向上追朔了200年而已。

《拿破仑法典》说：所有权，是对物有绝对无限制的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

93年在法国、在欧洲的伟大意义，在于确定了真正的私有制，解决了法国“理论上、法理上，没有人，包括国王在内，拥有一块产权明确的，真正的、自己有全部所有权的土地”的问题。

私有制的概念，这才逐渐在欧洲彻底的深入人心。

那么，在大顺，存在这个问题吗？

你的地是你的，我的地是我的。大顺的百姓，不知道啥叫私有制吗？还是不明白，自己只要有地契，就对土地拥有绝对的处置权？

士绅、污吏、贪官、地方黑色势力等，可以用各种办法侵占土地。

但是，要用“各种办法”，把地契骗到手。

可以骗。可以逼。可以下套放贷。可以利滚利抵押还债。

但是，绝对没有法国贵族“非法侵占村社公地”这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简单来说，骗、逼、放贷，本身就是对“私有制”的尊重。如果不尊重的话，废这劲儿干嘛，抢就是了呗。

私有制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偷、坑、蒙、拐、骗、放贷等，这又是另一回事。

你包括说，陕西资本被安徽资本从扬州干回陕西，又去四川后的开发盐井。一直无法解决的，就是实业资本和当地地主之间的问题，地主说，这地是我的，开口就是二一添作五，弄出来的盐一人一半，否则不租。

这样的契约，历史上比比皆是。而这样的契约本身，反应的就是私有制深入人心。

均田，不反私有制。

均田，恰恰是在试图维护“第一种私有制”，只不过用暴力重新去分配而已。

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是两回事。

但私有制本身，是一回事。

私有制存在，所以才会出现第二种私有制，把第一种私有制干死，并在其尸体上发展起来的情况。

所以，私有制本身，意义重大。

大顺这边的百姓、士绅、商贾，对私有制这个概念，非常理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不用说那么遥远的欧洲。

就是在此时的朝鲜国，朝鲜的百姓，明白什么叫私有制吗？日本那边，日本的百姓，明白什么叫私有制吗？

理解不了的。

朝鲜国百姓手里的土地，和大顺小农手里的土地，不是一回事。所以对于“我的、你的”这个意思的理解，也和大顺这边的人，天差地别。

包括说，刘玉在两淮搞的盐政改革，这里面就有个明显的“私有制”和“非绝对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盐户认为，那些草荡是他们的；但在法理上，这些草荡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有使用权，而他们却因为深入人心的私有制意识，把那些草荡认为是他们所拥有的。

也所以，在大顺，经济问题，很容易搞出来大风波。因为私有制过于深入人心，所以只要经济上出了问题，很容易衍化成政治上的混乱。

尤其是修路。

地权、征地、股权、收益等等这些东西，只要出了岔子，出事是必然的。

因为，私有制深入人心，你不需要一场“欧洲的启蒙运动”，大顺这边的人也知道，自己的权益受损是要反对的。

93年7月17日的那场关于土地、私有制的风暴雷霆，在大顺，早就已经刮过了。

而在法国，则需要一场从农业技术进步、农奴因为技术进步变成永佃农、实质上的自耕农、法权上的非自耕农开始算起，持续了200年的酝酿，以及启蒙运动的辩经，法国农民才理解什么叫“私有制”——地是别人的，我没权在上面拾麦穗，人家让我拾那是情分，不让我拾那是合理，这就叫私有制。

这是要辩经的。要从国王是上帝给予的权开始辩起的，一直辩到贵族在土地上拥有的乱七八糟的权利等等：没有93年的那场风暴，资产阶级要买地经营，不只是买地，还要“买断”贵族的养鸽权、狩猎权、管业权、徭役权；还要“买断”农民的拾穗权、放牧权、村社公地使用权等等、等等。

而这个道理，在大顺，是不需要“启蒙”，更不需要“辩经”的。

别人家的地，你可以骗、你可以设局、你可以欺诈、你可以逼迫等等，但是最终，只要你拿到地契，那么一切好说。但你拿不到地契，就算你官府有人，事也不好办。

兼并，是在私有制这个大的所有制下，进行的。比起法国那边乱七八糟的产权根本不明确的土地、买都不知道该找谁买的情况，兼并起来方便多了。

故而，在这种私有制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经济、权利这些东西，很容易引出大事来。

某种程度上讲，一个正统的、真正理解中原的封建王朝，应该清楚，核心是“维护第一种私有制、并减缓第二种私有制的出现和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抑兼并，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但本质上，仍旧是私有制的。并且，无需启蒙，也无需教化，人就会在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站出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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