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会主义的孤掷一注的选择，在大顺使节团抵达法国之后，已经是某种必然了。

因为法国政府没钱了。

打仗嘛，就是打钱。

大顺使节团来之前，法国攻占了马翁，国内情绪高涨，觉得将来换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买了一亿三千六百万的国债。

大顺使节团来之后，印度失败、路易斯堡被攻破、普鲁士打出两拨战术天才的操作…

这种情况下，还买国债的大资本家，那就是傻子了。而这么傻的人，是当不了大资本家。

而且，就像大顺、哪怕后世的农村民间借贷一样：借了钱,

今年实在还不上啊，那也得先把利息给了吧？本钱咱可以推一推，利息不能不给吧。

现在法国也欠了一屁股债,

想要再借债，就得给利息，证明自己还是多少有点信誉的，最起码还给利息。

凭本事借的债，可以不用还，但前提是你明年不用这个手段弄钱了。

给利息，就得要现金。

现金没钱，咋整？

去年踊跃借了一亿三，今年连一亿都没借上。法国政府借不到低息贷款，基本要达到8到10的年息，才肯借。

没钱。

要么税收改革。

要么寅吃卯粮。

法国的税收问题，改革方桉其实很明确：税收体系混乱,

乱七八糟的税种、免役钱乱七八糟。要改革，清查田亩一条鞭,

士绅一体纳粮，就能收上来钱了。

法国也不是没试着改革，换了个财务总监,

说要搞士绅一体纳粮当差、清查田亩的改革。也就是法国的免税阶层，需要交税。清查田亩，准备按土地征税。

这个，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免税阶层凭啥交税？交了税还叫什么特权阶级？体面何在？

巴黎高等法院大谏铮，反对。

于是财务总监滚蛋。

大致来讲，大顺这边真的是非常容易理解。

比如法国人除了正常的税之外，还要交军役税。大致可以理解成大明的杂税、徭役等。

理论上，法国贵族的军役税优免的前提，是“耕种面积在一定范围之内”，也就是有个优免额度。比如说，小贵族是多少亩；大贵族是多少亩；买的贵族是多少亩等等。

法理依据也和大顺大明这边差不多。

法国的法理依据，是贵族要交血税，所以进行一定面积的优免。

大明的法理依据，是生员要教化地方，辅助官员，所以进行一定面积的优免。

法国贵族是不自己种地的，很多是把地给租出去的。这种“耕种面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优免，会搞成什么样,

大顺的人不要太熟悉。

既然不能从特权阶级开刀征税，那就只能寅吃卯粮。

老三样：

先把十年后的税收了；卖官鬻爵；强迫教会捐助。

包税人先预付了8000万日后税款，日后你们慢慢收。

卖官卖了2700万。

法国的卖官,

基本可以理解为“捐监生”。

未必能当官，关键是有“优免”——法国这点人口，二十万到四十万“贵族”身份的人，和大顺的百万生员一样，还能谁都能当实官啊？

买到官职之后，其实基本是空的，因为收税的事有专业的包税人。

但是有这个预备官身，就有士绅优待，免除一些直接税，只要不死、这个“监生”身份不革，其实就相当于你这辈子要交100块钱的税，分几十年交，咱直接办个一次性的折扣，你拿50块钱买个贵族身份，以后也不用交税了。

法国后期有40万贵族，那种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地贵族没多少，大多都是“生员”。

教会问题，涉及到教义冲突。是做善行才能上天堂、还是做善行没卵用只要是神选之人哪怕杀人放火剥头皮也一样上天堂的冲突也在法国蔓延，但最终，地方政府和教会，还是“捐”了2400万。

加在一起，也凑了两亿多，还能撑下去了。

问题在于，今年凑够了，明年咋整？

这些钱，都是额外支出，是在正常国家运转之外的支出。简言之，这些钱，就是为了打仗的。

再没什么转机，明年这仗也不用打了，没钱打个屁？

而且，继续打下去，除了打仗，还得每年支付越来越多的利息。今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得一亿里弗尔。因为之前还有欠的钱没还呢。

在钱面前，任何“战略思维、长远考虑”，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只能走机会主义路线，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来场决定性的野战或者海战。

这是站在大顺视角下的法国问题，也是站在大顺这个国家的视角下，何时结盟的政治外交问题。

但站在法国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实际上问题要比表面严重的多。

这场财政问题引发的巨大的君主制的危机，已经开始在法国蔓延。

这场危机的起点，恰恰就是“没钱”二字导致的。

法王代表绝对君主制。

巴黎高等法院，代表贵族利益。

绝对君主制的法王，提出了税改方桉，被代表特权阶层利益的巴黎高等法院驳回。

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没有特权阶层的存在，就没有绝对君主制；而绝对君主制想要加税，又被特权阶层把控的高等法院，以绝对君主制的理论法理驳回；代表着贵族利益的高等法院，只能援引绝对君主制的理论作为对抗王权的武器；而王权是最支持绝对君主制，但却试图自己毁坏绝对君主制的法理。

最终绕来绕去，似乎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掉绝对君主制。

和大明、大顺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皇权的真正支柱，是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皇权的法理理论，使得皇权无法向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平等征税；而士绅官员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理论，又是皇权的理论；因为没有大明或者大顺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特权阶层，就没有皇权。

当然，一般情况，这不是问题，皇权和特权阶层凑着过呗，还能离咋的？

但如果国王或者皇帝，脑子不太好使的时候，这就是个大问题。

法王的脑子就不太好使。

他不知道自己的王权、绝对君主制，到底源于什么、支柱是什么，以及特权阶层的存在到底是阻碍王权还是巩固王权？

他以为特权阶层的存在，阻碍了王权，实际上恰恰相反。

所以他没钱了，想要征税，认为巴黎的中产们，应该对现在法国的征税不平等问题感到不满，于是居然傻呵呵地开了个“没钱了、要改革税收，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的口子。

这玩意儿是能讨论的？

为什么说他是不合格的国王，或者说他脑子不好使，问题就在这。

这些东西，是不能讨论的。

的确，特权阶层免税，很多人感到不满。

但是，这种东西一旦讨论，大家就会开始琢磨：税收的法理到底是什么？特权阶层的特权本质又是什么？

一旦放开讨论，结果不是大家对特权阶层免税不满，而是把国王的神圣性，彻底澹化了。

通过这场关于征税的论战，使得人们对于君主制本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税收这种国家的秘密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

最终达成一致的，不是“特权阶层免税还少纳税不对”；而是“他妈的特权阶层存在本身就不对”。

历史上，站在皇帝、国王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东西方有两大傻吊帝王、不合格的封建帝王。

一个是傻呵呵把税收问题、特权阶层该怎么征税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的路易十五。

另一个，就是傻呵呵把《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对着传教士狂喷封建迷信都是煳弄小民的禛。

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来看，那俩人纯傻吊，压根不是个合格的封建帝王。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拿出来刊行天下、任由百姓探讨的？

那是嫌自己的统治太稳固了？嫌皇权王权太扎实了？嫌皇权的神圣性太神圣了，生怕别人戳不破这层窗户纸？

而现在，还得加上个傻吊一般的大顺李家，居然真拿着陈亮那一套“绩效评分制”作为道统学说，而且居然没有在稳定期完成转型回朱子学。

此时只说法国，因为东学西渐的因素，这件事导致了走向了一个让王权非常蛋疼的路线。

这里的东学西渐，指的不是伏尔泰，而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那群人。

重农学派的这群人的理论刊物，杜邦编写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直接把出版地，写成：本书在北京出版。

颇有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意思，写这本书在京城出版，就是在提振他们学派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他们学派的核心思想，就是：只收农业税，取缔所有的工商税、关税、商业税等等。

实际上，学派本身，是为了和重商主义、法国的统制经济做斗争。

其理论基础是：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出新的财富。

工业和商业，实际上并不增加财富。

所有增加的财富，都是自然力参与农业生产的结果，是自然的恩赐。

纯产品是土地耕种者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只有农业才能让财富增值。

工业只是将农业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改变其物质形式。

比如你把棉花纺织成纱、布，增加了什么？啥也没增加啊，只是改变了棉花的形态，怎么能算财富增加了呢？

唯独农业不同，你把种子种进地里，伟大的自然，雨水、阳光，会让这一颗种子变十颗，这是真真正正增加了地球上的财富总和…

暂不提这个学说中的最基本的物理、化学上的漏洞，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套学说肯定要被抛弃。

但这套学说，在法国现在是显学。

其理论推出的理性结论，就是只应该收土地税，而任何对工商业收税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把压力转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

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是唯一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向，那你把压力加在财富增加的唯一手段上，那不是阻碍社会财富总和的增加吗？

比如说，你收盐税。

那地主要不要吃盐？地主的雇工要不要吃盐？雇工吃的盐，是地主给的钱。而地主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是种子经过自然伟力后增值的结果。

那么，你对盐征税，不就等于降低了地主对土地的资本投入了吗？

那么这不就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增加了吗？

由此，可以推出，不管是对啥征税，最终的赋税，都要由土地所有者所承担。而最终，也将影响对土地的投入，少了投入，就少了产出，而土地又是他们学派认为唯一“创造”价值的手段。

所以，最合理的税收模式，就是只对土地征税，取消任何形式的工商税。

这套在刘钰看来纯粹扯犊子的学说，在法国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

因为，法国有特权阶级。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大量土地。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税收优免。

而只针对土地收税的这套学说，自然也就意味着，土地越多，交的税越多，也就是和反对法国的特权阶层这个社会现实融合在了一起。

法王一看，哎，这个学说好，尤其是那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道理啊。

于是法王还专门学中国，在春天的时候，亲自扶犁，亲耕籍田，以为王国表率。

然后，就出事了。

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在配合上启蒙主义的传播。

实际上，一部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以及大量的第三等级中的富裕阶层，都向国王请愿。

希望国王“按照土地多寡，征收全国统一的土地税”。

听起来，好像是个好事，对国王的财政大有裨益。

但是，事情是一个事情，法理上就出问题了。

“我们支持全国统一土地税的原因，是出于人的平等，而不是因为国库的钱不够用了。”

“客观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税，将增加国库收入。”

“主观上，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不是因为国库没钱，而同意全国统一土地税的。”

“我们是出于人的平等这个概念，提出的全国按照土地统一征税的请愿。”

“我们甚至支持废除征税豁免权、支持取缔免税权、财政特权。但我们必须重申，我们支持，不是因为国库缺钱，财政没钱了，而是出于人的平等的理念来要求废除这一切特权，并且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

“只不过，我们对平等的支持，恰好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而已。”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同意统一征税的。”

整场事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巴黎的高等法院。

如果代入到前朝的衮衮诸公，或者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他们和巴黎高等法院的那群人的历史意义，是一样的。

或许，他们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自私的想法、士大夫特权的自利。

但他们都在对抗绝对的皇权和王权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巴黎高等法院为了维系贵族的利益，挖出来了法国古老的绝对王权时代之前的宪章，来对抗王权。

士大夫们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挖出来了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和天子理论，来对抗皇权。

而什么叫“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比如大顺皇帝，并不想通过铁路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只是为了方便镇压和维系旧的统治，但他还是决定修一条铁路。

比如大顺的资本，并不想为爪哇人民谋福利，但为了方便运输稻米靛草和香料，还是加强了爪哇了基础建设，修了运河、道路、甚至学堂。

比如大顺的东北开发，投资者并不想为失地百姓谋活路，但为了黄豆柞蚕高粱米的利润，将原本荒芜的东北地区，开发了起来，使得上百万松苏的失地、失业、失盐的百姓，活了下来。

面对绝对王权和皇权时候。

法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向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高等法院这个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机构，去和君主争论。

大顺大明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想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朝臣士大夫这个特权阶层群体，去和君主争论。

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举动，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断瓦解着王权和皇权的神圣性。

而旧制度，不管是法国的，还是大顺的，旧制度本身塑造了皇权和王权，也塑造了特权阶层。

旧制度本身的存在，缔造了王权和特权阶层，又是财政问题无解的根源。

想要解决，也只剩下解决掉旧制度本身这一条路。

最终，特权阶层和国王，一起烟消云散。

或许，中国的故事，也是这样。最终，代表着特权阶层的士大夫、军事贵族，也会和皇帝一起，烟消云散。

只是，有早有晚。

毕竟，大顺现在看似烈火烹油、繁华卓锦，财政暂时看来没问题，欣欣向荣，勃勃生机。

而法国，在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并且路易十五自以为聪明，玩了这么一出，想要借舆论制衡特权阶层以征税，结果玩砸了。

当请愿书堆积如山的时候，路易十五自己也慌了。

他知道，再这么搞下去，要出大事了。

可，仗已经打起来了，英国占据优势，这时候和谈，英国会答应吗？当然不会。由不得他，

财政问题的讨论，还能继续讨论吗？不能。再讨论下去，就洪水滔天了。

所以，他只能选择，孤注一掷。

要么，集中所有的机动兵力，在汉诺威拼死一搏，捏住英王的卵儿蛋，体面和谈退场。

要么，集中所有的海军，在海峡拼死一搏，送两万士兵和斯图亚特家族的小王位觊觎者，登陆苏格兰。

大顺使节团不急，就等着这场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失败，再去要价。

没错，中法之间算是传统盟友，但在此之前，法军的印度舰队只能回毛里求斯修船补给。哪怕整个南亚东南亚最完备的海军补给基地，就在大顺控制的马六甲。

请：m.tangsan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