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阐述真正的先圣之道，在大顺这个有着浓厚的正统道统传统的文化圈里，意义极大。

原本历史上，颜李学派就吃过这么一次大亏。

原本历史上，李塨和方苞是好友，虽然学术相左，但私交很好。李塨死后，是方苞给写的墓志铭。

但，因为颜李学派极端反宋儒、极端反程朱。加上颜元的嘴实在太臭，不但骂儒生是娘炮，还说朱子学“如砒霜，一旦沾上就永无生机”。

而方苞笃信程朱理学。

是以，在给李塨写墓志铭的时候，方苞直接夹带了私货。

说李塨这一生，最大的德业，就是老而大觉、改过为大，在自己的劝说、教育下，放弃了颜元的那套反程朱理学的学问，而是转向了程朱理学。

除此之外，都称不上德业。

方苞在墓志铭上，言之凿凿地说，他劝了王源、劝了李塨，这俩人都幡然悔悟，被自己的几句真言，噎的默然无语，所谓以余一言而幡然悔悟。

颜李学派、颜李学派，有颜有李。

方苞这篇墓志铭，等于说：

颜李学派的创始人，背叛了颜李学派。

这套路，后世可能也会经常用。

反正，王源、李塨都死了，没法说话。

方苞的墓志铭也就引发了颜李学派和桐城一派的彻底决裂、

颜李学派傻哔呵呵的，脑袋纯有问题。

居然各种考证，查阅资料，整理书信，摆出各种证据证明方苞在说谎。

拿出证据，说李塨直到七十的时候，还质问方苞，说程朱理学，至聪明人尽归无用，遂使神州陆沉，怎么可能会按你说的被你几句话就“幡然悔悟”了？

桐城一派对颜李学派，则直接上了诅咒——李刚主、程绵庄，身灭嗣绝。

后世人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道统之争。

比如李塨之前大儿子死的时候，方苞就给李塨写信，说：你知道你儿子为啥死吗？因为你不信程朱，上天降祸给你们了。凡诋毁朱子者，多绝世不祀。

正本清源、道统之争，本来就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上层理论之争，看起来，似乎好像只是士大夫阶层、或者叫文人骂架。

但实际上，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涉及到千万人的生死，枷锁，苦难。

不提腐朽学问下的女性苦难，这涉及天下半数的人口。

只说刘钰在江苏走的这条路，不过一省之内。

西江五岭的几十万人、漕运的百万人、扬州淮安的一百五十万人，还有苏北被刘钰往南洋种植园扔去的几十万人，佃户退租后往城市生活的这群人的命运、家庭，受尽了苦难。

从当初的锡兰特洛伊木马计强制迁徙开始算起，这些年，不下五十万人直接死于这场改革。

上层学术之争，关系到今后死的人是谁，枷锁套在谁身上，而不只是简单的上层学派对骂。

至于此时，正本清源、重构儒学，其意义，程廷祚倒是评价过。

说刘钰的改革手段，可以用在一省，但却难以平移到全国。

而刘钰的手段，若藩属学其精髓，则恐天下分崩。

如果是神州危亡之际，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刘钰的手段，虽然霸道太重，但可以保护神州。

但如果是想继续做天朝，那就必须要把儒学重构，作为一个能适应新时代的上层学问，和西洋岛夷对抗，维系“天下”这个概念。

否则一旦周边诸国找不到路，必然会去海外寻找解决办法。

在他看来，儒学现在就要做两件事，以后世的语言，大约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件，扛起来近代化转型的上层意识形态构建，保证文化母国的地位，维系一种文化圈的向心力，维系一种文化优势，从而维系华夷心态，使得文化圈诸国始终保持“仰视”。

第二件，就是完善各种制度设想，解决土地制度、官员制度、选拔制度、税收制度等等，使得周边各国再度掀起遣唐使风潮，告诉周边同文化圈诸国，你们困惑的答案，在天朝可以找到。

这是很标准的上国盛世下，精英阶层的“胸怀天下”。

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另一回事。总归，这时候有能力构建新体系的“真”儒生，不这么想，才有问题。

当然，如果是别的学派，热衷这件事，也就罢了。

偏偏最力主搞实学的派别，在江苏改革看似大获成功的背景下，仍旧热衷于搞这些东西。

实则也就证明了，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刘钰搞得这一套，没办法解决天下的问题，强行推广可能会搞得天下大乱。

否则这群认为“陆王可也、程朱可也；不必陆王、不必程朱”的人，早全跑到实学学堂去学实学去了。

孟松麓在面对权哲身的时候，内心就清楚，朝鲜国现在的诸多问题，固然有朝鲜国自己的原因。

但肯定和刘钰的改革，以及强行开埠脱不开干系。

至少，是加速了一些过程，加剧了一些问题。

孟松麓也能依稀感觉到，刘钰自己也明白这一套东西，用在国内，肯定会出事。所以才尽力往外扩张，把问题转移到外部。

甚至于，他们学派一些人怀疑，刘钰力主要废弃运河，只怕思考的最大顾虑，并不是海运河运。而是怕江苏改革之后，冲击会沿着运河快速扩散到安徽、河南、山东…

别的地方看不到，可眼前这条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可就是最好的镜子。

运河开通，苏南、南通的模式，就沿着这条新运河快速北扩。

这让他不禁想到了在新学农学看过的一场实验，蒸熟的棉籽屑灌在干净的玻璃瓶中，蘑菇的白色菌丝，几天就布满了整个玻璃瓶，把原本干净松散的棉籽屑，用肉眼看得到的白色丝线缠在了一起。

废运河这件事，就像是在这个玻璃瓶里，加了一层隔板，让那些白色的菌丝不能布满整个瓶子，被挡在了某个区间之内。

虽然废运河，只是这一道隔板的构成部分之一，不是全部。还有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包括货币、兑换、税收、航海术及海运成本等等一系列政策，共同构成的这道隔板。

通过破坏原本的国内成熟的市场状态和运输线，强行切割成内外两个部分。

也虽然，朝鲜国的政策、土地制度等，都和大顺不同。

但是，朝鲜国的情况，以及日本国这些年的情况，都让这些清醒的、开眼看世界的人明白，这套东西很危险。

他们目睹了资本的力量。

也在思考，资本既然逐利，那么资本没有束缚，为什么不去临省圈地呢？哪怕不像苏北这样自己种植棉花，即便延续传统兼并土地收地租，利润也不低。

土地作为一项商业投资，即便江苏的情况如此特殊，依旧还是排在最具回报率的投资前列。

对朝鲜国来说，商品经济发展，原本的授田制被破坏，土地兼并开始出现，这是新问题。

可对大顺来说，这不是新问题，但不代表和朝鲜国儒生面临的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这是类似于陈亮说三代和汉唐都是一样的道统，只是一个满分，一个六七十分的问题。

而不是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儿。

故而他们学派依旧坚信，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天下”第一义。

是天下。

不是国朝。

整个文化圈，都必须要解决均田问题，搞土地改革。

虽然刘钰嘲讽他们，说他们假装天下的问题是人均五十亩土地怎么吃饱，然后绕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问题在淮南买了块地搞复古演出。

但实际上这也只是两边因为一些问题不对付的互相嘲讽而已。

可以确定，他们学派是坚信天下第一仁政就是均田的。

只不过，伴随着江苏改革的推进，以及他们的圈地空想尝试，逐渐明白全面复古这条路实际上也走不通了。

他们要设计的未来体制和上层建筑，不能是全面复古了。

而是既要包含江苏，又要包含西南山区，还要包含陕西河南，甚至还要解决同文化圈的越南朝鲜日本的问题。

他们认为江苏的改革不能全面推广，因为制度可以平移，但运输条件资本富集港口海运等等一系列条件不能平移。

但他们也不否认江苏的改革效果显著，哪怕不看生活水平，只看百姓的识字率、幼童的入学开蒙率，也比之前高了许多。

所以这反而让他们要做的事，更加艰难。

既不能往后退，也不能全面复古，对未来的设计中要解决“天下第一仁政”的切实可行方案，又不能毁灭江苏的改革成果和工商业发展。

他们想的确实挺高的，但问题同样大。

而且，设想的越高，问题也就越大。

不管怎么设计，既然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那么靠这种精英式的、明显是为了培养几十万合格的“士”阶层的教育思路。

所以，指望“士”接受教育后自己把土地献出吗？

而在士之下的百姓，怎么接受这么一整套完善的儒学体系？字识得几个呢？

真正蕴含力量的底层百姓，他们还是标准的“牧民”态度。

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给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走平民化路线。

的确，百姓听懂了。

可在泰州学派有那个武王伐纣该请薇子上位自己回陕西类似言论的背景下，泰州学派在大顺再度复燃，恰恰是因为…

朝廷觉得，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当了大顺的“自干维稳员”。

免费帮着维稳，搞他们干啥？

一个以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却又丝毫不想走百姓路线，指望着圣君、真儒、真士。

另一个走百姓路线，却又是直接被黄宗羲指责虽出于阳明学，但根本不是儒而是禅的；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伦常秩序，井然无犯为核心道德的宗教化路线。

于是两者之间在上层学术上有摩擦。

可在他们尝试的村社中，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和谐。

“天理人欲，谁氏做此分别？”

“咱们反身去细求，原来只在迷悟间。”

“悟了，人欲为天理。”

“迷了，天理为人欲。”

“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悟、悟、悟，悟出来个天理；迷、迷、迷、迷出来个人欲。”

“你们可悟了？”

从黄龙府金矿逃出来，熬到了大赦，终于返回了故乡，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弟弟消息的赵立本，刚刚踏入这个乡约村社，便在田间路边听到了熟悉的乡音。

一个儒生，坐在马上上，和那些扛着锄头的农夫，唱诵着平民化的儒教。

赵立本没文化，更不懂学派之别。

但总归，这些东西，被黄宗羲坚决地开除儒籍，说这不是儒，而是禅，大抵是不怎么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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