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机会，我是想去亲眼看看长河落日圆的场景的。不过我愿去便去，不愿去便不去。这是愿。若是公子非要招我一同去，这不是清客，而是门客了。”

“门客…那可就得加钱了。”

刘钰赞道：“有原则！我懂。知己二字，没那么廉价。我尚非你知己，哪里谈得上追随呢？”

“公子所言极是。”

康不怠也没解释太多，甚至懒得解释。

懂得自然懂，若是连这个也不懂，那就没意思了。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讲！”毫不犹豫。

刘钰知道，从现在开始得组建自己的心腹班底了。皇权之下需知危。

但此时叫幕僚，也不是不行，同路还得走一阵，官面上的事，很多不是靠自己一个人能办成的。

之前的种种混乱和科举制度的变革、以及西学东渐和理学解冻带来的思想大混乱，使得民间有不少的人才。可以网罗一些。

策论取士，很好，的确能取出来一些大才人物。

殿试定然要靠策论，毕竟那是选将来的朝廷大员，需要有见识。

但若是秀才也只看策论，那就略有些矫枉过正了…秀才才多少阅历，能写出什么国策之论？

后有人言：策论范围太大，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玄学是一类，经济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类，一个人哪里能够知道得这许多，于是只好以不知为知，后来也就居然自以为知，胡说乱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那些对空策的把“可得而言钦”改到“可得而言也”去缴卷。

整日研究策论的，固有真才实学者，然夸夸其谈之辈、故作惊人语辈也多。

眼前这个康不怠，也是个自小写策论出身的。

不过既是有些抱负见识，又有父亲担保此人有才学，倒是可以用用的。

听到康不怠提条件，刘钰答应的极为痛快。

康不怠见刘钰让他讲，也就不客气，便道：“届时，公子吩咐的事，我自会去做。做完了的时间，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时间，我做什么，请公子不要管，更请不要让我像个跟屁虫一样整日跟着。若这一条不答允，我还是在府中做个清客的好。”

“好说。故事里凤雏理政，不也如此吗？”

“实不敢自比。不过既是公子答允，我答应就是。此时酒意将浓，何不趁此机会，公子说说策论的立意，我便挥毫？”

刘钰摇头道：“这个不急。我这有几本书，你先拿去看看。”

翻出来自己写的西洋诸国略考之类的东西送到康不怠手中，康不怠也没有当场翻看，收好之后道：“既如此，那我就先回去看书。待我看完，自来寻公子。”

酒虽没喝尽兴，但今日的话已尽兴。康不怠虽馋那些酒，也不久留，只想着赶紧回去把书看完，好办正事。

若能办得好，想来日后不会缺这点酒食。

刘钰起身相送，又拿出来两瓶酒送给他，只说自己品不出什么滋味，这酒遇到不会品酒只懂晕眩好入睡解乏的人，应算是牛嚼牡丹。

康不怠也不推辞，收了酒，又指了指桌上残留的一些鸭掌果脯之类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想来这些东西公子是不吃的，我正好拿去下酒。”

说罢，自己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残羹冷炙，借了个食盒装了，告辞离去。

“这倒是个妙人。”

看着离去的背影，刘钰笑了笑，心想这样的人怪则怪矣，想必非凡。

这点酒还不至于醉，半伏在桌上，琢磨着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

现在皇帝的私下人情也有了，锅也背了一个，皇帝有意让自己“名正言顺”，如今枪手也找到了。

就不知道皇帝下一步要安排自己干什么。

思来想去，无非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派去练兵，练出一支“有制之军，无能之将亦可胜”的强军。

二种可能，就是刘钰那日说的一通关于朝鲜、日本以及往奴儿干都司移民的事。也说不准皇帝真的想要尝试尝试。

至于说去南方搞水师什么的，那应该是梦里才有的东西。

一则没钱，二则大顺要盯紧准噶尔，有钱也要用在刀刃上。

三则…现在大顺的情况也着实特殊：生丝、瓷器这些东西，坐在家门口就有西洋人不远万里来送钱。又没有能力远航到欧洲去绕开二道贩子赚钱。

至少此时的南方，并非是一个快速见效的突破口。

需要长期投入、晚期回报，皇帝的性子，这时候肯定不会投钱在这上面。

若是练兵，并不太难。

本身刘钰略懂，北方与罗刹一战，又抓了不少俘虏。

里面还有个在法国军校上过学、在法国军队服役过当过军官的汉尼拔。

燧发枪阵法、骑兵冲锋法，不是一拍脑袋就能解决的，而是靠无数细节和详尽的操典复刻的。

操典的每一步，都是流了几万人的血流出来的经验，可谓是增减一分都无益。

最基础的楔形冲锋，如何用纪律让整体战胜个人骑术的优势，这里面就大有讲究。没上过专门军校的，肯定玩不转。

虽说汉尼拔学的是军事工程学，多少算是跨专业，但这种基础的东西他应该也懂。好说也是法国贵族沙龙里混过的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既有人才，只要给钱，弄来枪支，练兵倒是不难。

但若是皇帝有心尝试下第二条，也就是朝鲜、日本以及移民的事，那就需要多做一些准备了。

用不用是一回事，用的时候准备好没有，又是另一回事。

朝鲜问题，刘钰插不上手，那关乎朝廷的外交国策。

天朝直接插手藩属事务，是对“天子不治蛮夷”这个一直以来传统的挑战，必然要掀起轩然大波的。

那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让天佑殿和朝臣们慢慢讨论去吧。

况且皇帝也明确告诉刘钰要“躲”一阵，自然是不好这时候再冒头的。

航海技术，这个不用愁。

刘钰抓了白令、切里科夫、斯文等一系列沙俄探险队的头目，这些都是在人类地理大发现史上留名的人物。

攻破木鲁罕山卫城，也抓了一些为白令探险队造船的木匠。

船也不是问题。

刘钰整个朝鲜、日本、奴儿干都司移民计划的难点，其实在日本。

朝鲜这地方，贸易也能赚一些钱，可明显不够。卖卖朝鲜人参，赚不到几个子儿。

想搞钱，用钱搞移民，还得靠日本贸易。

然而日本现在锁国，前几年还刚刚闹出一个笑话：日本改元“正德”，鉴于日本的贵金属银铜等大量流失、外来货物不断增加、提防天主教死灰复燃种种因素，日本的贸易政策变得更加保守。

需要办理特殊的令牌，才能允许在长崎进行贸易。

这个贸易政策，是日本“正德”年间发布的，所以令牌上写的也是汉文的“正德”字样。

这就让大顺的海关人员大为惊诧：莫不是那些东渡日本的南明人，这是准备反顺复明？或者倭寇想要借“为明复歪脖树之仇”的名头，再搞一波事？

要不然干嘛贸易令牌上还有前朝年号？难不成是什么信物？

于是扣押了一年，严禁对日贸易，直到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才放行。

这笑话刚闹过去不久，日本的锁国政策本就严苛，使得大顺的很多货船在经历了“正德”风波后，失去了对日贸易的机会。

然而大顺缺铜，好在这几年云南民间铜矿大发展，所以有“云南有铜矿”喻家富的说法。

日本多铜，自然想着多和日本贸易。

可是日本这几年白银和铜大量外流，又出台政策，定量贸易：每年就出口一定数量的铜，先到先得，没有贸易令牌的船，根本没有机会交易。

走私别的还好，但走私想搞到大宗的铜，那就不用想了。

想破这个难题，说难不难，说易不易。

日本此时的幕府将军在搞改革，恢复了“鹰狩”的传统，希望让日本的武士们练一练骑射。

骑射也是日本武士的传统艺能——想象中的蒙古征日本，是蒙古骑射对日本武士刀，然而实际上是重步兵加震天雷等火器，对抗武士骑射——蒙古征东副元帅，骑马对射中被日本武士骑射射伤，大约算是熬鹰啄眼？

然而日本没好马，这些年骑射技术也严重退化，马都退化的快成骡子了：不论是大顺汉地武将，还是蒙古，日本的马和骑射都差得远。

再一个，日本野心一直未死，仍旧希望刺探一下大顺的军事情报。

虽然不少干贸易的商人对日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那些干贸易的商人身份不够接触不到真正的东西。说的那些玩意儿一听就有问题，日本人又不傻。

再就是万历援朝的教训，加之明末一些被招募来和大顺作战的日本流浪武士、被流放的切支丹教徒武士等等，都让大顺也对日本存在着戒心。

加上日本根本也不朝贡，而是妄图搞“小朝贡体系”，所以对日贸易大顺这边也一直查的很严，那些商人也带不去什么有用的情报。

日本那边为了搞到改良马种的战马、骑射技术、大顺的军事机密，必然要开高价。

一匹没有去势阉割的战马，就能换一枚对日贸易的令牌、白银赏赐，以及一定量的铜贸易量。

一个精通蒙古骑射法的武士教官，也能换一枚对日贸易的令牌、白银和铜贸易量。

当然，还有大顺的军制体系、典章制度这些东西。全都能换贸易许可和铜。

这种事，刘钰不想作死的话，肯定是要先汇报，得到皇帝允许之后才能干。

马和骑射，问题都不大。

骑射是淘汰的玩意儿，让日本武士去玩鹰吧。

马，没有成体系的育种技术和畜牧技术，弄过去一百头也没用。

军制体系、军备情况、武器装备，这个就需要皇帝允许，从孩儿军的心腹里挑选出来几个去搞战略欺骗：不但骗骗日本人，顺便搞到贸易许可证，换回来大顺急需的铸钱的铜，以及刘钰急需的钱。

这个人，需要绝对忠诚，而且一定得是孩儿军的密探，肯定得是皇帝挑。

除了这几样刘钰不能决定的，剩下的还有很多，都要提早预备，有备无患。

一旦真要是皇帝准备安排刘钰处理第二件事，那刘钰就应该提前准备好足够的所需人、物。

几个懂日语的幕僚，至少一个懂日语的心腹。

几个参谋样的人物，编一套足以骗过通晓军务的日本幕府的、无效且有害的军制军备；听起来像那么回事能自圆其说、实际上完全不对的战术体系。

以及…

一些会养马、育种的哥萨克俘虏，让皇帝确信罗刹的养马法，加上刘钰缴获的一些卡拉巴赫马、汉诺威马，是可以和本土的蒙古马选育出更好的军马的——所以，骗给日本几头没去势的蒙古马，换回足够的铜和银，是一笔可以进行的交易。

一份燧发枪步兵对抗骑射有绝对优势的分析报告，以致皇帝可以允许找几个蒙古骑手去日本传授已经该淘汰的骑射。

这些，都必须在秋天武德宫上舍大考之前解决，一旦名正言顺，立刻能实行。

幸好家世圈子摆在这，找找勋贵圈子里的人，动用下在南边海关的人脉，不难找到几个懂日语的良家子。经常去长崎的商人肯定不行，里面固然有忠君爱国的，却也肯定有见利忘义的，看不清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