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咏霖不想把国事带到家里。

让家和国家没了界限，对于家庭生活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赵惜蕊的理解也让苏咏霖感到宽心，并且也让苏咏霖下定决心，要和那些人稍稍做一次谈话，在这个国家新政即将全面铺开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自己最该做的是什么。

培养一个精明强干的高级官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管是军队将领还是行政官员，能在他手下登上高位，无一不是经验丰富且非常能干的种类，都是这个国家的财富。

不到万不得已，苏咏霖不想对他们下手，不想把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优秀高级干部送去库页岛修房子修港口，那也是一种浪费。

只要他们还能做事，只要他们没有犯罪，苏咏霖不想做到最后一步。

除非他们自寻死路，自己把自己的道路给走绝了，彻底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那就无话可说了，必须拿下。

苏咏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但更是一个律法明确规规矩矩的社会，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遵照律法办事的社会。

这个律法并不严苛，更多方面的规范是在公权力的使用方面，为民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不过度干涉民生。

这其实非常难。

规矩不是贬义词，规矩意味着稳定，稳定意味着民众生计的稳定延续。

他其实很欣赏汉相曹参。

他认为萧规曹随这个词其实应该偏向中性，不该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落得和墨守成规一样的待遇。

曹参是武将出身，打仗是行家里手，但是和平时期的建国治理就不怎么拿手了。

汉建国之后，刘邦不知道抽了什么风，让战功赫赫的曹参帮他的长子刘肥治理齐国，做了齐国国相。

曹参倒是没什么委屈的，只是关于治国理政这方面他什么都不会，面对齐国的一系列烂摊子，他傻了眼。

这个时候，曹参作为专业军人出身的专业人士的优势就发挥出来的。

行业壁垒越高的行业内专业人士往往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那就是特别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曹参作为优秀武将，知道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也知道自己在治国这方面不专业，会坏事，闹不好还要出人命，强烈的忧患和专业意识使他高薪聘请了专业人士盖公为他参谋治国。

被他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盖公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就就告诉他治理国家很简单，只要按照国家制定的律法办事，规规矩矩的，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稳定的环境，其他的都不用管。

治理国家的要义就在于官府千万不要好大喜功，追求政绩，过多插手百姓的事物，顺其自然就好了。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都被人批判，被认为是不思进取的错误做法。

诚然，苏咏霖自己也承认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种处理事务的理论的真正核心并不在于什么都不做，而在于按照律法办事。

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做到这一点几乎等于天职，没什么难度。

但是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恰恰是最难做到的。

而曹参做到了，他不仅自己做到了，还带动麾下一群官吏一起做到了，他按照这种做法治理齐国，九年之后，齐国变得非常繁荣，经济也很不错，发展得很好。

此后，萧何去世，惠帝刘盈遂调任治理齐国有功绩的曹参到中央当相国，面对全新的挑战，曹参上任以后的做法是让人大跌眼镜的。

他充分了解了一下他麾下的一群官吏，然后几乎罢免了所有办事效率高、口才好、有追求有抱负的能吏，提拔了一群只知道按部就班，照章办事的老实巴交的官员，嘱咐他们照章办事，不要逾越。

这之后，他就彻底大松心，成天喝酒吃肉听小曲，小日子过得飞起。

惠帝得知，非常生气，赶快过来兴师问罪，问曹参为什么要这样办事，这样做对得起他的信任吗云云。

这之后发生的故事，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了。

曹参当然不是傻子，也不是懒汉，他只是一个非常讲规矩且有专业意识的专业人士，而且政治头脑也不错。

且不说吕后当政时期汉中央尖锐的矛盾容不得一个有所作为的锋芒毕露的相国，对于萧何已经定下的被证明有效果的治国方针大略，只要执行下去，一定会使人民休养生息，国家富足。

曹参更加清楚的是，当时刚立国不久的汉国经历秦末战乱和刘邦讨伐诸侯国的战争，真可谓是一地鸡毛百废待兴，这种时候，如果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大搞政绩工程，对于汉国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曹参经过学习之后，对流官制所缔造的官僚这个群体已经非常了解了。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管是为了自己的政绩还是老百姓的生活，该做的事情都是要做的——不然还怎么靠着政绩升官啊？

熬资历？空等白头？

不行，必须要主动出击，有困难就要解决困难，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解决困难。

自古官僚多如此。

你们没有困难，我还怎么捞政绩升迁啊？

古代朝廷也会开年会，也会开财政会议军事会议等等，在年初就会把一年要做的事情规范好，花多少钱也会准备好，如果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财政绝对不会出问题。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正是洞悉了这一点，曹参于是抑制住了想要“扬权”、彰显自己的权势的个人欲望，规规矩矩不去折腾，他带着一群按部就班老实巴交的官员按照规矩办事，不仅没有引来吕后的打压，也平安的度过了自己三年的相国任期，病逝于任上。

后来，民间把成天喝酒吃肉听小曲的曹参称为贤相。

汉初几代相国执政班子的行为被称作无为而治，给汉国积蓄了强大的国力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反击匈奴，从而变无为为有为，为了在政治上统一人心，顺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趋势，遂对汉初几十年这无为而治的做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否认。

但是在苏咏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执政方式可以称之为无为而治，真正的无为根本不可能治理国家。

所谓的无为，本质上都是王朝建立初期集合一大群能人制定好完善的律法、革除前代弊政之后照章办事，官府官员守规矩、不搞事、与民休息，是一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

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低损耗模式的优势很明显，只是全面战争时期，这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高烈度的全面战争。

想想也明白，人类社会一旦形成一个组织，哪里能存在什么所谓的无为而治呢？

民众体感的无为而治，恰恰证明了官府执政的成功。

官府设置了一套规矩，自己也进入其中，大家一起规规矩矩照章办事，不超脱，不乱来，不破坏规矩，时间长了，最初的有为就成了底层民众体感上的无为。

想要办大事，需要有为。

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积蓄国力，并且得到民众的认可，降低执政成本，恢复民生和因为战乱而损失的人口，就需要“无为而治”。

虽然时代变了，斗转星移，汉初黄老之学倡导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可能适应当下的生产力状态，强行回到过去，那就和王莽一样，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大型社会实验。

但是其本质并未过时。

即每一个人都守规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想要民间守规矩，不难，想要官方守规矩，很难，因为规矩本身也是官方制定的，如何让官方也守规矩，考验着执政者的执政水平。

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精髓。

曹参没有刘邦的威望，没有萧何的天才，所以他把那些喜欢搞事情、天天想着升官发财的不稳定分子赶出自己的执政班子，换了一群老实巴交只知道照章办事的人来帮他贯彻萧何留下的规章制度。

官方守规矩，就意味着不折腾，意味着较少的侵害民间利益，就意味着较低的行政司法成本，就意味着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繁荣。

当然了，不管对于西汉也好，对于大明来说，曹参的做法都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内起到正面效果，轮到变革时期，这套机制必然要变。

但问题在于，这种切换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几乎是不可逆的。

古代朝廷一旦因为某种原因结束了这种轻徭薄赋的无为状态之后，在需要有为去处置的大事变终结以后，就几乎不可能再切换回来，下一次的无为而治，必然是下一个王朝。

因为一次有为变革耗尽了民力之后，官僚们就不守规矩了，不再给民众下一次休息的机会，一直那么有为下去。

而农业时代的民力积攒的不够快、不够多，经不起官僚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捞政绩形式的“有为”，农民会加速破产，帝国也会加速走向灭亡。

事到如今，苏咏霖已经不奢求自己建立的国家哪怕在自己死了之后都能一直维持火红的状态，但是他也不能允许这个国家堕落。

所以他决定为明国建立三套机制，立下三个机制下的三套规矩。

第一套机制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机制，第二套机制是局部战争时期的机制，第三套机制是全面战争时期的机制。

他要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将这三套机制制定完毕，使之成为贯彻明国上下的三套规矩，通过法律形式将这三套规矩确定下来，成为全民共识。

未来大明出了什么事情，按照三种情况来分辨，决定启用哪一套机制就可以了。

就苏咏霖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从无为转变成有为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而从有为切换回无为状态，就相当相当的困难了。

原因很简单。

无为状态下，官方守规矩，不能为所欲为，民间依靠规矩，反制力量较强，官方需要更多的让利民间，因此做官难度较大。

简而言之，想高升想政绩要名望的官儿在无为时期不会很舒服。

而在有为状态下，因为各种需要，无为状态下的规矩被打破，官方力量开始冻结之前的规矩，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权力陡然增强，便于进行总动员。

这种情况下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相当恐怖的，汉武帝以此动员整个大汉对匈奴发起了空前猛烈的战略打击。

然而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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