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义》在编成之后，其实就相当于是东汉神圣帝国的宪法。

它多次强调天是至高无上的，具有镇服、治理人的种种威严和权力，是万物的塑造者、主宰者，而身为“天子”的皇帝就理所当然具备代表天执政、行政的一切正当权限。

质疑天子，就是在质疑上天，质疑上天，就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依靠谶纬之说起家的东汉统治集团不仅需要谶纬之说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他们本身也对谶纬之说深信不疑。

刘秀大力扶持谶纬之说，甚至使之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鼎足而立，而到了汉章帝时代，直接把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合二为一了。

如果说董仲舒开启了儒学神学化的开端，那么白虎观会议就代表着儒学神学化的最终形成，受命于天的天子代表上天统治苍生，拥有一切事物的最高解释权。

在此之下，以神化版本的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为核心，构建了比西汉时代更加森严的以刘汉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这一套体系进一步强化宗法的神圣性质，从中央到地方官府，从皇家到民间农家，编制了一张森严的关系网，网住了整个东汉社会，把一切都安置在“天”之下，受到“天”的监督和管束。

于是，从汉章帝开始，东汉政权就是一个具备了神学性质的政权了，皇权不能被质疑，刘汉皇族的统治不能被质疑。

汉章帝想得很美妙，他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性质的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

在他的要求下，人们需要世代相沿《白虎通义》中由他亲自确定下来的事情，只能学习，不许怀疑和批判，进一步确定他的东汉政权的万世一系。

不过事实证明，这只是汉章帝的一厢情愿。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经学一旦发展为教条性质的神学，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

而与之相匹配的是，汉章帝之后，东汉神圣帝国的“圣天子”一代更比一代短命，一代更比一代孱弱。

天子本人孱弱的生命力根本无法证实“天子”真的是“天”的儿子，根本无法掌控汉章帝构建的严密体系之中那至高无上的权力。

于是在宦官和外戚们的操纵下，汉章帝万世一系的图谋彻底成了笑话，东汉帝国反而开启了神圣皇权和圣天子本人隔离开来的反其道而行之的道路。

你圣天子甚至都活不到成年，甚至都不能成为一个长寿的人，你还有什么办法去掌控圣天子的神圣权力呢？

也不知道刘炟本人要是知道此事，又会做何感想。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而随着这一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圣天子”的长期缺位，这一严密的统治体系也就不攻自破徒有其表了，伴随着今文经学的彻底衰落，严密的神圣儒学化社会最终没有成型，就走向了衰微。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幸运，这避免了古中国走向神秘化和万世一系。

而此时此刻，正是这一社会体系最为衰弱的时候，也是行将崩盘的时候，所以，刘备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神学性质的社会死灰复燃，他必须要抓住这个契机，将其彻底埋葬。

不过这条道路无法一蹴而就。

正如当年刘秀、刘庄、刘炟三代人才构建成功这个体系一样，虽然这个体系已经衰落到了边缘，但是这最后一脚想要踢下去，反而很难，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喊口号把这个体系埋葬。

尤其天子这个神圣的存在还是这个社会所认可的，圣天子本人虽然是个笑话，但是随之而来的三纲六纪等等社会规则的影响还是非常之深远的。

刘备必须要借助古文学派的力量，披上一层外衣来战斗，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异端”。

卢植和蔡邕说得很对，一鼓作气把荀子推上前台是不合适的。

在此之前，需要进行比较温和的渐进式改良，先把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拿出来做个样子，从细微处入手，一点一点推进自己的目标。

所以刘备对建安新秩序的最初的规划，就是这几个字——敬鬼神而远之。

“今文学派靠着谶纬之说主导朝政，凡事不看事实，不看灾害，不看伤亡数据，于是把天下大事搞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吾辈古文学者必须要与之划清界限。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吾辈绝对不能萧规曹随，所以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效法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在朝堂上，不言谶纬，只言事实，不唯上，只唯实，凡事如果没有亲眼目睹，没有事实支撑，则不可妄断。”

刘备并不试图一开始就推动全面的思想革新，他打算一点点入手，高举孔子的大旗，以祖师爷的态度来应对今文学派倒台之后的雒阳朝政，一点一点把谶纬从雒阳朝廷内清除出去。

而这一行动的关键之所在，就是不能过早的否认天子神圣的性质，神圣化的天子是东汉帝国建立的基础，失去了这个神圣性质，东汉帝国的传承就成为了无根浮萍。

建立于此之上的所有人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他会被所有人怀疑、反对。

所以，他必须要扛起孔子的大旗，借助孔子的力量办点事情，在这至关重要的思想变革事件之中，只有孔子的大旗才能打得稳。

对于孔子这杆大旗，古文学派是无法反对的。

虽然他们从《周官礼》的性质上出发，是对孔子不怎么感冒的，他们当初所做的是抬出周公压制孔子，但是《周官礼》到底是不是周公所作，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此一时，彼一时，古文学派最擅长的就是“因地制宜”，就是变通，所以，作为学派的主导者，刘备想怎么做，只要没啥大义上的毛病，那就做吧。

反正学派的发展也主要靠刘备推动，否了他的意见，万一他撂挑子不干了，那可怎么办？

于是这件事情基本上就确定了，大家共同认可了刘备的意见，要更正今文学派的谬误，改良朝廷行政方式，在为大汉构建一个全新的礼制社会的同时，专注于全新的办事方法。

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很多很多人的通力协作，大家也需要完成一部类似于《白虎通义》一样的类宪法式的著作，将今文学派的痕迹抹掉，重新打上古文学派的印记。

刘备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一部“宪法”，将神圣东汉帝国的印记抹掉，让一个世俗化的汉帝国重生。

一群人商量了很多，针对《白虎通义》上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对一些至关重要的政治议题进行了商讨，还划分了各学派各自的任务。

在此基础之上，大家决定对《白虎通义》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的规定予以接受。

比如和年满五十岁的妾室同房的事情，还有各家子弟从十岁开始过集体生活并且传授一些生理知识之类的事情。

关于一些家庭生活内部需要礼法来限制的细枝末节，古文学派都愿意接受，一些朋友之间来往的方式，还有上官下官之间相处的方式，他们也决定接受，并不反对。

因为这些内容确实已经牵扯很大，形成很多地方的惯例了，古文学派家族对这些惯例也并不反感，骤然变更，影响反而很坏，所以刘备也没有坚持。

然后，在朝廷祭祀的方面，刘备则要求《周官礼》和《费氏易》的传承家族将朝廷祭祀方式进行更改。

原先根据今文学派《礼》、《易》的家法解释而制定的对天、神灵、先祖祭祀的一些规则，需要重新用古文学派的解释来进行。

祭祀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不能从祭祀层面剔除掉今文学派的影响，那么古文学派对今文学派的胜利就不能确认。

且祭祀层面，刘备要求古文学派尽可能地从理论基础上削弱谶纬、神秘的影响，更多的从一些现实的角度阐述祭祀的本质，且时时注意敬鬼神而远之的基本概念。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刘备则决定尽可能降低《易》的内容量。

有别于《白虎通义》更加专注于《易》的方面，刘备很厌恶这些占卜预测之类玄之又玄的事情，所以要求更多根据《周官礼》的内容来制定纯粹的礼制，贯彻落实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心点。

神神叨叨的东西少弄一些，更多的专注于事物本身。

而到了《左氏春秋》所主导的具体办事规则层面，刘备的主张更加鲜明，更加要求贯彻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要求把谶纬观念从这一环节中剔除出去。

“我行军征战十数年，从未借助过谶纬之力，或许谶纬有一些意义，但是军国大事，不能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身的力量。”

刘备以自己的威势推动了这一基本原则。

在教化方面，在太学的教育方面，刘备要求更加突出《诗》和《书》本身的重要意义，在太学内不传授和谶纬有任何关系的内容。

不倡导，不研究，不接触，不反对。

这是他定下的古文学派执政四不原则。

在这四不原则的要求之下，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小变通，那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