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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宇慎重的说道:“我们初步议定是在每亩三十斤到五十斤之间,以收取稻谷为主,棉花为辅,其他作物另行折算。具体收取多少,还请大人决定。”
张准再次沉思片刻,缓缓的点点头,沉声说道:“好吧!就按照每亩四十斤稻谷的税率征收,其他作物另行折算。要刻碑为计。以后不能再更改了。否则,民众就要对我们的信用,产生动摇了。”
王铭宇等人自然明白当中的厉害,连声保证工作一定会做到位。
事实上,如果不是张准的废除农业税的想法,实在是太超前,他们也不会强烈要求进行更改。对于这个口号的吸引力,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十分清楚的。对其作出的更改,可能引起的后果,也是非常清楚的。牵一发动全身,他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最终,税率确定在每亩四十斤稻谷。
明朝末年,稻谷已经逐渐取代小麦,成为北方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使用稻谷作为纳粮标准,是比较恰当的。当时山东地区的稻谷产量,一般的水田,大概在每亩二百五十斤左右,好点的可能有三百斤。每亩四十斤,大概相当于15%左右。这样的税率,是民众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当然,小麦的产量,依然相当大。
众人随后对相关的法令细节,进行了详细的商榷。
“既然要纳粮,那就全部的田地,都要纳粮!”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张准斩钉截铁的说道。
均田令和军田令最大的改变,就是无论是民田还是军田,都一律按照这个税率征收。不允许存在不纳粮的田地。否则,数十年以后,免税的漏洞会被无限的扩大化,最终导致纳粮政策变形,重演明末的悲剧。要么全部都不收!要么全部都要收!
其实,大明朝的耕地面积大约有8亿亩(800万公顷)左右,总面积是相当广大的(我国2010年的耕地面积是18亿亩,即中央屡屡提到的耕地保护红线)。按照明朝建国初期制定的每亩二斗(约37.6斤)的税率,每年可以收取300亿斤(约1.6亿石)的田租。按照每石五钱银子计算,国家的田赋收入,应该有差不多八千万两白银。
然而,实际上,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即户部的太仓库),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钱(内帑)二三百万两,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根本不到八千万两的一成。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很简单,因为90%以上的田地,都掌握在士绅官僚群体的手上。而士绅官僚,是不用纳粮的。
九成以上的人群,只拥有不到一成的土地,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不到一成的士绅官僚群体,掌握着九成以上的土地,却不需要缴税。崇祯不断的摊派粮饷,最终只能摊派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身上。本来那不足一成的土地,负担就已经非常的沉重,哪里还经得起屡屡加饷?农民们不堪重负,自然要起来反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南。明朝在河南有好多位王爷,每个王爷都拥有大量的田地。最出名的福王,一次就被赐予二十万倾的田地(约二千万亩)。由于河南本地的田地不够,还得从邻省调配。后来,福王的田地,又屡屡增加,最终超过了三十万倾,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皇室、官僚、士绅将全部的田地都霸占光了,农民只能流离失所,到处流浪。
当陕西起义军来到河南的时候,就好像是火星落在了火药桶里面,自然是轰的一声,就冒起了冲天大火。河南是天下正中,中原心腹所在,对维系天下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一乱,必然天下大乱。如果陕西起义军被限制在陕西境内,无论如何,都不会对大明朝造成致命的影响。就好像建虏再彪悍,也无法灭掉大明朝一样。明朝的灭亡,内因才是关键。
富得流油的有钱人不用缴税,穷得屁股漏风的农民却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这就是明末的真实写照。这,才是民乱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明末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农民的问题不解决,国家不可能安定。出现这样的问题,哪怕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转世,都是难以解决的。推行士绅一体纳粮,依靠统治者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是推倒重来。
当然,免税的情形也不是完全没有。
为了鼓励大家积极的开垦荒地,张准等人研究后决定:新开垦的土地,第一年免税,第二年按照每亩二十斤稻谷缴税,从第三年开始足额缴税。
根据统计报表的显示,眼下的浮山所,总共拥有八万亩的田地,剔除新开垦的田地不纳粮,还有三万亩的田地可以纳粮。按照每亩四十斤计算,可以收取一百二十万斤左右的稻谷。加上民众出售的各种粮食,将极大的缓解粮食压力。同时,在劳动用工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转圜余地。
做出决定以后,王铭宇、刘航、侯山平、杨立仁、刘宝玉等人,就分头去实施。对于这次改动,他们也是相当重视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了相当的调查。对于这个税率,大部分民众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有其他的想法。不过,就算有想法,他们也不可能在浮山所之外,找到更好的生存之地。
当天晚上,张准来找杨凯德,和老人家说起收取赋税的事情。他有点担心,这个纳粮的决定,会不会让民众们觉得自己是出尔反尔,没有信用。这是很要命的问题。一旦领导者的信用被透支,他的威信,也就不存在了。
没想到,杨凯德倒是笑了笑,爽朗的说道:“玉麟,你将税率定下来,乡亲们反而吃了一颗定心丸!你不用担心,乡亲们不会有意见的!”
张准有些奇怪的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杨凯德笑着说道:“几千年来,老百姓种地哪有不纳粮的?你当初说不纳粮,乡亲们都是不相信的,所以,大家私底下,都在估计,十月粮食丰收,你会收取多少的赋税?有些人背后猜测,到时候可能要上缴一半的收获!现在只要四十斤每亩,比他们估计中的轻多了!”
张准听老人家这么一说,倒是渐渐的明白了。
他来自后世,知道废除农业税是可行的,也是落实到了实处的。但是,这时代的民众,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当兵吃粮,种田纳粮,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张准一下子提出种田不要纳粮,实在是颠覆了大家的思想。这个馅饼到来得太大,民众们都不太相信呢。现在,张准将税率定在每亩四十斤,并且刻碑铭记,乡亲们反而可以放下心来了。
张准不得不感慨,这年代的人们,的确是太淳朴了。
不过,细细回想起来,均田免赋的口号,的确是有些超前了。后世的很多做法,在这个时代,未必可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相应的法律法令自然不同,照搬后世的经验,有时候效果未必好。还是老人家说的好啊,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了杨凯德的定心丸,张准便开始了更改法令的操作。尽管这个税率,民众们应该都能够接受,抵触情绪不会太严重。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风波,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尤其是要避免给人留下朝令夕改的坏印象。
朝令夕改,从来都是大忌。
第二天,开始有流言传出。因为有大量的大型工程需要进行,比如说修葺城墙,铺设道路,修建水库,凿通涵洞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有人向张准建议,要求浮山所的每个军户,每个月承担三天的徭役。如果三天的徭役不够,可能要增加到四天。如果四天不够,可能要增加到五天。总之,无论如何,这些工程必须按质按量完成。
“三天徭役?”
“四天徭役?”
“五天徭役?”
“是不是太多了一点了?”
当这个流言传开的时候,浮山所的军户,都不免悄悄的窃窃私语起来。大家的心情,都有些忐忑不安,感觉头顶上好像笼罩了一层阴影。本来挺有盼头的日子,好像一下子黑暗起来了。
谁都知道,所谓的徭役,就是免费的劳动。不但要免费干活,没有任何的工钱,而且干得不好,还可能被鞭打,被虐待。以前,承担徭役的时候,经常有人被活活打死,生病了也不能休息,累死了也没有补偿。另外,生产工具和伙食,还要自带,官方是不提供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徭役都是无比痛苦的。对于徭役,浮山所的每个军户都相当的反感。他们没想到,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就要开始承担徭役了。历史上,因为徭役沉重而爆发的动乱,也不在少数。当然,不想服徭役,没问题,交钱吧!交钱可以代替!但是,又有几个人有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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