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尔，向大明军队投降，从这一刻开始，巴达维亚的主人，换成了中国人！

指挥夺取巴达维亚的钟建，完全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在巴达维亚进行了简单的补给和休整，将整个的巴达维亚，包括俘虏在内全部交给了郑森，而自己贼带着部下和舰队退回到了台湾和澳门两处。

得到消息的郑芝龙欣喜不已，本来他以为就算江南军会把巴达维亚交给自己，也必然会在那拖上很长一段时候，等把荷兰人的财富搜刮得差不多了才会离开，他绝对没有想到江南军会是如此的讲信用。

可是对于郑芝龙来说，得到巴达维亚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江南军之伐罪军连战连捷，大破巴达维亚荷兰红夷，纵横大海，扬威海外的赫赫战功，传到江南的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五年的新年了。

对于大明朝廷来说，这不是一个让人快乐的新年。

松山决战的失败，已经直接危及大明江山之安危。大明在关外连战连败，已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朝廷得此消息，京师大震。

按例，朝廷要追究丧地之责。吴三桂同其他各镇将不能逃脱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崇祯不但没有追究吴三桂的责任，反而给他加升提督职衔。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吴三桂收拾集中，上紧整顿，徐图再举。

受到惩处地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上书：“六镇罪同。皆宜死。”

他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吴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

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总兵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吴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

崇祯帝批准，立将王朴处决。吴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要求重处死。旋即逮捕处以死刑，而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

朝廷不追究吴三桂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地因素。吴家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后。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

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

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地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吴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许出于赎罪之念，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吴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

吴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

整整过了四天，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

祖大寿，这位大明的战将，终于走出了这可耻的一步…

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满清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立即发起攻击！

在这些满清诸王看来，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地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

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祖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地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

满清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

尽管满清中有此主张。但明朝朝廷所担心地事并没有发生。因为皇太极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可以传檄而定。

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他要用招抚地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

同时，皇太极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地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怕中了吴三桂地计谋…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

他忆及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皇太极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提醒清太宗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皇无措之际”，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

皇太极接受了张存仁地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围城的诸王贝勒，由他们传送各处。

皇太极写给吴三桂的信，声情并茂，并且提出了诸多的条件，诸如只要吴三桂肯降，保留他的全部官职，依旧让他镇守宁远等等。

并且。为了成功劝降，他还让降将，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但出人意料的是，所有地信件送出去后。都如泥牛入海，再不见半分消息。

这一次，吴三桂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气节，他战败当了逃兵，皇上不但不追究他的过错，反而还嘉勉有余，这让吴三桂大是感动，坚定了将宁远守下去的决心！

松山四城已失，大明岌岌可危，但真正将给予他们致命一击的，却还是那些在中原已成气候的大股贼军！

李自成在第一次攻击开封失手之后，于崇祯十四年年底卷土重来。

十二月底地时候，李自成再次围攻开封。

丁启睿奉命率部三千人协防开封，但军纪很差，战斗力也不强，李自成首先击破这一部分明军，夺占了开封北门的瓮城。知县王变负责守北门，逃入北门的丁启睿还有些残部被关在北门外，于是向王变请求开门放这些人入城，王以为形势危急，拒绝开门。

此时贼军已经追到，和丁军残部在城下混作一团，守城官兵准备用火器射击并结合火攻，丁启睿怕误伤城下自己人，坚决反对。王变明里表示为难，暗地里却命令开火！

城下贼军和丁启睿残部都遭到了重大杀伤，李自成见难以得手，急令撤退。

贼军稍作修整，将大量火器调上已被攻占的瓮城，向北门城楼猛烈射击，把城壁打得像筛子一样。周王以重金赏赐，征募勇士上城与李军对射。官军同时组织人手在城墙上筑起防火器的掩体，加强了北门防守，稳定了人心。

此时正当冬季，夜里有不少守城官兵冻死，城里粮饷也不够了，有些兵一整天吃不到一顿饱饭。周王前次围城中已经捐了不少钱粮，这次大家虽然还想打他的主意，但都觉得不好意思开口，王变自告奋勇去找周王要钱粮。

周王本是个开通的人，加上得知福王在洛阳的惨死，毫不犹豫地又捐出白银数万两以资军用，开封守城官兵为此士气大振。藩王积极支持，守城文武将官勇敢善战，官兵士气高涨，决定了开封不是一座可以轻易攻克地城市。

守城的河南巡抚高名衡，见贼军连攻数日之后有所懈怠，遂于夜半挑选三千精兵夜袭闯营，杀人放火，李军不备，很吃了些亏。等李自成严令加强戒备，大家半夜都瞪着眼睛提防劫营时，高名衡又不来了――要的就是让攻城方疲惫不堪。

李自成又筑炮台四座，直轰城上，守军则在城墙顶筑起防炮墙掩护，双方互有攻守，一时僵持不下。

转眼到了崇祯十五年的正月初一，李自成调集数万精兵猛攻开封城，城上以苇草沃油点燃，抛到城脚，让攻城方无法近前，许多人被烧死。有数十名贼军登上城头，但后续没有跟上，全被守军俘斩。

这是整个开封围城战中最惨烈地一仗，这天攻守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牺牲。接下来，李自成军穴城、爆破，开封城墙坍塌了数十处，但守军顽强防守，城池仍然无法被攻克。

守军忙里偷闲，也用重炮狙击了李自成的帅帐，李自成本人命大当时不在帐中。由于左良玉等军赶来增援，李自成于正月十四日撤围，第二次开封攻守战，持续了二十天。

左良玉一直尾随在李自成后面，但总是保持距离，也不进攻。高名衡在城里守得艰苦，就指望左军前来解围，但左良玉慢得像蜗牛。高名衡忍不住责问他：

“左将军威震华夏，国家倚重为长城，可目前开封城危如累卵，您大军近在咫尺，可怎么老是不见人影呢？您胸有成竹，我们这些腐儒自然明白不了，不过万一开封城陷，您将何以谢朝廷？”

左良玉回信诉苦：“我兵单弱。”这倒不全是托辞，左良玉虽然在明军中算是比较强的一支部队，但要和李自成决战而胜之，确实没有多大把握。

而他要贸然出击失利，不但自己要倒霉，就是开封城也会丢得更快些。他只能耐心等待机会，等待李自成在开封城下师老兵疲，然后一战破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