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大家吃过饭之后，川岛等人又回到了休息室，对于他们而言，这里的一切很是惊讶，因为他是如此的不一般，这里似乎充满了朝气与拼搏，尤其是这里的体育设施非常完备，让士兵们从头到尾不停的运动，并且没有单调的机械重复。虽然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川岛速浪旁边的人立即拿出本子记下来，并且在小本子上画出这些体育项目，同时，三个日本人神色凝重，这个第十七混成旅和别的中国部队是那么的不同，这对日本关东军是大大的不利啊。

终于等到王茂如开会完毕，任元星又带他们到了会议室，王茂如一脸的疑惑，问道：“川岛君，不知道今日到来有何贵干？”

川岛速浪直奔主题说你们抓了我们黑龙会的一名会员，名字叫做前田新兵卫，日本九州人，是黑龙会高级会员。对此日本政府，日本关东军，日本黑龙会希望第十七混成旅尽快放人，并且就第十七混成旅擅自攻击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一事给予解释。王茂如笑说川岛君是代表日本政府来谈判的吗？不知道你在日本政府是什么官职？川岛速浪说自己并不是代表日本政府方面，自己只是代表自己，传达给王茂如君日本方面的意思，自己不希望王茂如君与日本政府有任何冲突。而且，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与王茂如君展开合作，许多日本高官对王茂如君很是看重，希望你能够成为日本人的朋友。

王茂如说我倒是希望和日本人成为朋友，只是你们不希望而已，我们在远东的敌人是俄国人，而不是彼此。所以，我对于你们支持俄国人表示很难以理解，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叛军手里拿着俄国枪，身边是你们日本人指挥，你让我如何相信日本人是希望和我友好的？

川岛速浪说这几个日本人是日本浪人，以赚钱为生，有人雇佣自然是替人出力。但是日本方面不希望任何日本人受到伤害，而且前田作为战俘，应该享有战俘应有的待遇。

战俘待遇？王茂如心中冷笑，说道：“这样，我希望通过这事儿能够与你们达成一个口头协议，你看如何？”

“秀盛君请讲。”

王茂如说道：“我希望能够和你们达成三条协议，一，不再支持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二，与我方合作，三，我知道你们在东蒙进行了测绘，我希望得到全套的东蒙地图，四，这次协议和放人，只能暗中进行，我私下里放掉前田，咱们也是私下里达成协议。要知道我们两个国家因为《二十一条》问题有冲突，所以咱们只能口头上约定，如何？”这三条要求，对为人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条，也就是日本人的东蒙古的地图，这才是他关心和需要的，日本人用了二十年时间才测绘出东蒙古地图。

川岛速浪心中冷笑小小中国军官不知天高地厚，嘴上却说：“事关重大，我希望能够和上面商量一下，但是近日请务必将前田君释放。”

王茂如道：“好吧，释放前田新兵卫没问题，但是其他人因为帮助贵福被打死了——他们既然作为雇佣兵赚钱，就要知道，雇佣兵除了赚钱还卖命，这一点川岛君想必认可吧？”既然前田被捉的事情被发现，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王茂如是不得不放人的，从岳启南刑讯中得到的消息是，日本不是派了一队，而是派出十几队人渗透东蒙古个王爷的军队中，前田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如今全国反日风潮涌起，王茂如与日本人达成的这个约定只能是密约，不能签订，也不能透露，只能是口头密约。事实上这股反日风潮，倒不是袁世凯惹的祸，日本人强占了山东之后，觉得应该在弱国上去的更大的利益，于是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妄图取得更多的利益。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事实上是有备而来，因为它之前便已料定中国缺乏反抗之能力，因而从一开始便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而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但也不愿独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对此，日本是早有战略预估的，因而也就肆无忌惮了。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所幸其应对还算有效得体。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并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陆征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难得的外交人才，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征祥则和颜悦色的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使得日方妥协，每周会谈三次。在每次谈判之时，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譬如每次开会，陆征祥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日本代表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毕竟是东方的礼节。

袁世凯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的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而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国内人民在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更是义愤难平，国内外各界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给当时谈判的双方代表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各方的压力下了，中日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过去。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一至四号及其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与会者包括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等。在会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的时候，目前只能暂时取辱，不然将重蹈甲午之覆辙。权衡利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

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国耻面前，凡国人当身同感受。

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但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还是有宵壤之别的。在四个月的艰苦谈判中，日本在各方压力下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决不屈服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有抵制日货的、有毁家纾难的，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导致外交失败（日本所认为的）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