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下雨，我独自去了咖啡店。咖啡店离学校不远，在一条破旧失色的商业街上，两旁都是建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新村，一楼沿街的住户把墙砸开了，做成店面出租出去，理论上讲都是违章建筑。

　　雨中的商业街略显凄惨，行人稀少，万物残破。从远处看，咖啡店像是穷街陋巷中的小庙，香火惨淡，雨中的招牌像一件忘记收回来的衣服，孤悬在半空怪可怜的。

　　走进店里，灰色的水泥地坪，被硬物砸出星星点点的坑，原木吧台已经发黑发亮，咖啡座无序地聚在一起，像一群遭遇枪击后失去了主张的人，那是几张破得连旧货店都不肯收的人造革沙发，铺一条花纹莫名其妙的床单，坐着居然还很舒服，令人气恼。一个架子上垒着些旧书，其中有列宁选集，托洛茨基自传。所有摆设都歪歪斜斜的，令人不敢造次。这套家什放在高尚地段还有点情趣可言，放在这条街上，就像脱衣舞女跑进了女澡堂的感觉，非常糟糕。

　　我到这里来找咖啡女孩。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咖啡店里经历过不下十五个女招待，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鼎盛期竟同时雇用了四个女孩，虽然是个破店，看上去非常有气势。可惜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莫名其妙就走上了下坡路，生意日趋萧条，店面更显破旧。说起来，宏观经济蒸蒸日上，股票起起落落，地产进入爆炸期，这些竟然和咖啡店没有任何关系，它按照自身的生命周期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做招待的女孩们一个个来了又走，回到学校里，就像盐溶化在了海水中。一旦她们离开了这里，我就一个都认不出来了。

　　我经常来这里，两年多来喝掉了不下一百瓶啤酒，每次都是啤酒，永远不喝咖啡。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闲坐着。听店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一阵子是比莉·霍莉黛，有一阵子是小野丽莎，有一阵子是陈绮贞，视吧台后面的女孩的爱好而定。那些女孩都知道我是个有钱人，只有有钱人才会去咖啡店里喝十元一瓶的啤酒，傻坐着听音乐。

　　如今咖啡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另外有个打杂的阿姨。阿姨丑陋而能干，从做咖啡到扫地，甚至炸春卷都会。我经常到这里来要一份春卷，非常好吃，就着啤酒，完全把咖啡店当成小吃店。

　　女孩不是我们学校的。

　　十五个咖啡女孩消失后，仅剩下她一个还在这里，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的样子，经常看见她百无聊赖地站在店门口抽烟。只要她在，咖啡店里播放的永远是Radiohead，《OKComputer》循环播放一百遍都不够。我承认这是一张永不起腻的唱片，但音乐都是被听旧的，听了整整一季，那个节奏已经融化在我身体里。

　　人少的日子里，我陪着她听《OKComputer》。店里没什么事情，可以时不时和她聊天，端着啤酒似乎更适合坐在吧台前面。她似听非听，音乐也好，我说话也好。屋子里弥漫着微醉的气氛。说累了，或者她不再理会我了，我便回到沙发上，看看风景，读一会儿托洛茨基。

　　“很久没见你了。”她说。

　　“开学以后来过一次，你不在。”

　　“寒假回家了？”

　　“别提了。”

　　我挑了一张沙发坐下，整个咖啡店就只有我和她，会炸春卷的阿姨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音乐。

　　她隔着吧台问我：“啤酒？”

　　“嗯。”

　　“下了一星期的雨，你是今天的第一个顾客。”

　　她换了发型，过去一直是剪得齐肩的头发，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顺溜，从头顶到太阳穴是一个弧度，从太阳穴到肩膀又是一个反过来的弧度，那样子要多乖有多乖的。取而代之的是染成枯草色的鬈发，这使得她的五官有点模糊。头发可以是荆棘，是海浪，是火焰，而她的发型则是大风吹过的潘帕斯草原的缩影。我猜想她一定也是换了心情。

　　总得说点什么。我记得她寒假之前说过要去看海，便问：“看到海了吗？”

　　“看到了。”

　　“风景不错吧？”

　　“哪有什么风景，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海南？”

　　“不，我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滩涂，海也是灰色的。风吹得厉害，根本没法靠近海，只能站在远处看看。”她说完，总结性地说了一句，“我是去看冬天的海。”

　　“好情调。”我说。

　　寒假之前我曾经找过她，我请她喝咖啡。她说店员不能坐那儿喝咖啡，态度温和地拒绝了。我很无趣地回到沙发上翻看托洛茨基自传，她又说，喝一杯，就一杯。她给自己弄了杯清咖。

　　减肥？

　　她说她爱喝清咖，在清咖之中可以感觉出微酸的单宁昧，果香味，收口时的回甘，高原地区阳光的苦涩味，是非常纯粹又复杂的味道。说得头头是道。

　　为了那杯咖啡她回请我看电影。当天晚上，两个人跑了很远的路，坐上公共汽车到T市的一个商厦，顶楼是影院。坐在光线昏暗且变幻不定的小影院里，周围影影绰绰有很多情侣，很多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装满爆米花的纸盒子。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她买一盒爆米花，但是看她那个样子似乎是什么都不需要。我闻了两个小时的爆米花味道，始终担心着外面的天气，那天下雪珠，一场大雪似乎就要来临。

　　散场时，商厦已然打烊，从一道消防楼梯走下去，外面的雪果然下了起来。我们在公共汽车站头上等了很久，来了一辆塞满乘客的夜车，半小时后将我们连同半车人抛在夜晚映着雪光的道路上。她住在附近的新村，我送她回去，脚底踩着雪，感觉软绵绵的，其实积雪很薄，软绵绵的可能是我的心理暗示。

　　那段路有点长，气温很低，在路灯的弱光中可以看到她嘴里呼出的白气。也就是那时，她说她春节要去海边，我当时误以为是海南岛，也就没有接茬。海南岛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在黑漆漆的门洞口，她按亮了照明灯，沉默地走上楼梯。

　　此刻透过咖啡店的大玻璃，看到细雨落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她问我：“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找工作难。过了五一想去上海碰碰运气。”我问她，“你呢？”

　　“就是这样啊。”她略微摊手，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眼前。

　　“换了发型。”

　　“换了很多东西呢。”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继续这样啊。”

　　“再请你喝一杯咖啡吧。”

　　“可以。”

　　“放点音乐吧，怎么不放音乐呢？”我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她将《OKComputet》放人CD机，选了一首“LetDown”，最初的吉他声与外面的雨声融合得很好，随后，鼓声，歌声，起子呲的一声打开瓶盖。我喝了一口啤酒。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七星烟，抽出一根点上，我抽我自己的烟，两块五一包的福牌。她抽烟的姿势很特别，有一种十分生硬的东西横亘在她和香烟之间。

　　她拿起我的烟盒看了看，“抽这么差的烟？”

　　这烟确实没话说，一口下去，吸出来的既不是一氧化碳也不是尼古丁，而是滋滋的焦油，抽完了嘴巴就像久未清洗的油烟机。这也是一种类似清咖的癖好。

　　“发型好看吗？”

　　“好看，但是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不太像你了。”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试图改变自己？”

　　“是扭转，而不是改变。改变这个词太容易了。”

　　我笑笑，我知道一个和我计较词语的女孩一定不简单。每一个在咖啡店打工的女孩都有她们自己的道理。

　　“为了扭转，再请你喝杯咖啡吧，”我说，“反正今天也只有我和你，看这样子不会再有人来了。”

　　她想了想说，“我也喝啤酒吧。”说罢给自己也开了一瓶。

　　我说：“以后来这里喝啤酒的机会不多了。五月份去外地找工作，要是情况好，也就不会回来了。在这里混了三年，唯一觉得美好的就是这家咖啡店。”

　　她笑笑说：“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过，可是生意就是好不起来，都像你这么慷慨就好了。”

　　“会好起来的。”

　　“以后没春卷吃了，阿姨辞工回家了。”

　　我扶着啤酒瓶，看着雨中的景色长叹一声，“今天就是想过来吃春卷的，可惜了。”

　　“以后这个咖啡店就剩我一个人了。”她用指甲弹了弹酒瓶子，另一只捏着七星烟，注视着烟头。

　　想起来有一天在T市的市区，某个商厦后面的垃圾桶边，看到有一个和她差不多装束的女孩，腰里束着咖啡店的围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在那里抽烟。女孩的神态和姿势就像她一样，目光同样注视着烟头，那里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再看？

　　喝光了啤酒，两个空瓶子很孤独地立在柜台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忽然说：“既然那么想吃春卷，我去给你炸。”

　　“你也会？”

　　“炸春卷而已嘛。”说完走进吧台后面的库房里，十分钟不到，端着一碟香喷喷的春卷走了出来。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干净，仿佛是把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消灭掉，义无反顾，绝无留恋。

　　吃完了，我站起来买单，穿上我的棉夹克。她伸手替我把一个塞在里面的领子翻了出来，掖好，说：“衣服没穿好。”